卡特中心纪念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研讨会为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主题为“中美关系40周年——寻找管控双边关系的新框架”的学术研讨会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举行。

卜睿哲等: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

作者:卜睿哲,任雪丽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528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
——在卡特中心纪念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卜睿哲: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东亚政策研究中心迈克尔·阿马科斯特主席;辜振甫与辜严倬云台湾研究主席
  任雪丽(Shelley Rigger ):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戴维森学院布郎东亚政治教授

  翻译/贾力楠,校对/谷会会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台湾问题
  1949年后,美国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关系正常化面临着诸多障碍,台湾无疑是一个关键障碍。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ROC)政府和军队已从大陆撤退至台湾。华盛顿与中华民国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并于1954-55年同意了蒋介石加入共同防御条约的请求。1950年6月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关于台湾是否属于中国领土主权,美国采取的立场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更广泛地说,正由于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支持,中共领导人将美国视为其政权的威胁,美国领导人则将中共视为东亚和台湾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因为美国将台湾视作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伙伴。例如,美国的B52轰炸机正是从台湾的清泉岗空军基地起飞对北越进行轰炸的。
  到196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领导人意识到亚洲的战略环境已经改变,两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也不再有根本冲突。吉米•卡特和邓小平不仅重申了这一判断,还认识到经济合作的基础。但是,在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与中华民国的正式关系仍在继续。邓小平坚持在中美关系全面正常化之前,美国与中华民国的正式关系必须结束。原则上,卡特政府同意了这一要求。
  1978年12月15-16日,中美关系正常化协定通过以下方式处理了“台湾问题”这一关键障碍: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暗示在国际政府间组织中,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政府。换言之,华盛顿放弃了“两个中国”或双重代表权的立场。(1971年,美国试图在双重代表权原则下保留中华民国的联合国成员地位,但没有成功。)
  •美国终止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承诺在非正式基础上与台湾进行往来。
  这些是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关键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重新定义了在实际意义上根据环境变化与台湾交往的方式。但是,持续遵守了对上述两个要素本质的承诺。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时期,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在一些方面看起来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
  •卡特政府在“台湾是否属于中国领土主权的一部分”这一问题上上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模棱两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就已存在:中华民国管辖的地理范围是否属于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民国到底谁能代表中国?这些问题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就未被解决,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也没有使该问题得到解决。
  •卡特总统重申了和平解决台湾两岸的分歧涉及美国“持久的利益”,北京并没有直接反驳该立场。
  •卡特总统释放出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信号,该立场几乎打乱了关系正常化进程。
  •国会在1979年4月的《与台湾关系法案》(TRA)中授权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并表明美国对台湾岛的安全即使没有法律义务,也至少有政治义务。
  •北京和其它各方认为,里根政府在1982年8月与中国签署的一项联合公报中,包含了美国减少对台军售的数量和质量,并最终结束对台军售的承诺。
  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这些连续性反映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华盛顿来说,适应北京关于台湾国际地位(或没有国际地位)的基本立场是一回事,而在台湾海峡两岸争议解决过程中明显地支持某一方是另一回事。此外,美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下行为:拒绝支持北京的统一方式;向台北承诺美国不会迫使台湾与其对手进行谈判或试图调解争端;根据对台湾防御需求的考虑,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重申华盛顿对由当事方自己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具有“持久利益”,并暗示如果台湾受到无端进攻,美国已做好保卫台湾的准备。
  华盛顿在1982年8月台海冲突中采取了偏向中国的立场,当时里根政府和中国签署了军售公报。自从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案》(TRA),并在其条款中申明美国有对台湾提供武器并保证其安全的义务,北京一直处于愤怒之中。北京的当务之急之一是说服华盛顿停止武器销售,因为中国相信一旦失去美国的安全保证,台湾将根据北京的条件进行协商。中国一再提出这个问题,直到1982年8月,里根政府同意与中国签署联合公报,其中提到:
  “美国政府声明,其不寻求执行对台湾军售的长期政策,其对台军售在质量或数量上不会超过中美建交后几年内对台军售的水平,并且美国计划逐渐减少对台武器销售,在一段时间之后达成最终解决。”
  这或许是台湾来最危险的时期。如果美国遵守了公报的条款,台湾海峡的军事平衡可能会迅速向有利于大陆的方向转变。但是华盛顿没有那样做,结果是北京认定华盛顿违背了其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辩称,只有当华盛顿结束武器销售,台湾才愿意认真进行谈判。华盛顿当时(以及持续地)反驳道,只有军事安全得到保障,台湾才会愿意和北京进行政治谈判,而且北京有责任说服台湾,相信北京提出的统一提议是符合台湾政府和人民利益的。同时,台湾的美国朋友宣称,华盛顿所同意的限制是对《与台湾关系法》中向台湾输送武器这一法定要求的倒退。
  简言之,1982年的公报几乎在签署之日起就成为中美关系紧张的来源。然而,美国逐渐合法化了其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的行为,因为中国持续增强的军事实力使美国对中国在公报中的承诺产生了怀疑——中国将遵循“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事件使美国和台湾更加靠拢,进一步使北京、华盛顿和台北间的关系复杂化。首先,暴力处理天安门抗议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的声誉,而与此同时开始向民主转型的台湾的形象(正如文章后面提到的)得到不断改善。第二,苏联的解体提供了先进武器的买家市场,这正是在美国国会朋友鼓励下,台湾寻求利用的机会。而且,经过国会的默许,卡特、里根和布什政府对美台关系进行了严格限制,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可以帮助遏制苏联。一旦苏联解体,美国政治家们开始呼吁积极改变对台湾的政策。
  但是,真正带来关键转变的是台湾始于1986年、完成于1996年的民主转型。岛上的人民第一次对这个岛屿的未来有了发言权。这之前,台湾的威权主义政权由于共有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来自美国保守主义者的重要的政治支持。台湾民主化为美台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基于价值观的依据,这对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极具吸引力,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北京和华盛顿处理台湾问题的语境。
  台湾的转型
  台湾的民主化重新确定了这个岛屿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位置。因此,理解台湾如何从威权主义的反共壁垒到自由主义的民主灯塔及这一转变如何改变了美国决策者和人民的“估测”就至关重要。台湾民主化不仅改变了美台关系的逻辑,还激发了台湾社会的新需求—包括期待台湾政府优先考虑台湾的自主权和发展,而非曾经神圣的国家统一任务。
  几十年来,台湾似乎都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化的候选人。日本战败放弃台湾后,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于1945年首次向台湾派驻人员。基于台湾作为为日本殖民地已有50年的历史,国民党采取高压政策,将台湾视作需要严格控制的领土。由于台湾战时经济状况相对良好,中华民国政府在进行战后经济复苏及与中共权力斗争中最终处于下风时,都将台湾作为中华民国政权的财富来源。国民党政府的治理方式很快孤立了很多台湾本地人,并在1947年初,台湾平民和民国政府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这一事件被称为2月28日(228)事件,以对台湾当地抗议者和精英的致命镇压而收场。这次镇压,消除了台湾当地精英的反抗或使他们不再发声,造成了意想不到却至关关键的影响——为台湾彻底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变革铺平了道路。这些变革包括分田到户的“耕者有其田”计划,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力,使台湾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工业化成为可能。然而,70年后,二二八事件仍被视为国民党政府的原罪,一项国民党无法抹杀的过失。
  这个不顺利的开始影响了后来数十年的发展。那些在日本统治时期就在台湾生活的人(台湾本地人,或“本省人“)发现他们建设性地融入中华民国的希望破灭了。两年后的1949年,国民政府从大陆到台湾避难,随之而来的是超过一百万的士兵、政府工作人员及难民。台湾突然在实际上成为中华民国,而国民党曾将台湾作为需严厉管制的敌对领地。国民党废除了宪法,宣布戒严令,并创立了一个其领导下的一党专制国家,被从大陆来的新人员—所谓的49族或“外省人”所统治。
  蒋介石总统和其支持者相信,他们将在台湾短暂逗留,他们的使命是回到大陆,取代中国共产党,重新在全中国领土上建立中华民国的权威。他们认为,需要动员台湾及其人民来支持这一使命。经济发展由此成为重中之重,因为要想成功反攻大陆,台湾需要实现工业化。提高台湾人的生活水平是工业化影响中受欢迎的一面,但并非其主要推动力。另一方面,国民党长久以来口头承诺的民主则不是优先考虑的事项。反之,国民党领袖认为,只有一个被严格管控的国家和社会才能被用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尽管决心确保其政治控制不受挑战,国民党也意识到了将台湾本地人纳入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制度的必要性。从1940年代末开始,尽管中华民国国家级代表机构仍保留着1947年在大陆选举的成员,包括村长和社区负责人、地方委员会、市政委员会,甚至代表几乎所有台湾人的省议会之类的地方政府机构都采取了定期的竞争性选举。这些选举有效地将基层民众的政治能量导向了非威胁性的,甚至是支持政权的渠道。
  冷战期间,美国选择忽略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独裁主义方面。对华盛顿来说,其首要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政府抵抗共产主义扩张,而不是对民主的坚持,而且国民党也乐于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包括越南战争。与美国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保证了台湾的安全,虽然蒋对“收复大陆”缺乏进展感到挫败,但是他领导下的台湾政府得以利用二十年的和平时期发展台湾经济。在这方面,美国再次提供了台湾迫切需要的支持,对台湾出口开放了美国市场。
  始于1970年代初的中美和解结束了中华民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特殊地位,中华民国可能无法再作为自治领土而存在。没有了其“反共壁垒”地位所带来的保护,很难想象台湾将如何抵抗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后者要求按照中共的要求进行统一。由于尼克松于1974年辞职,及两年后毛泽东的去世,华盛顿和北京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推迟了许多年。当卡特总统着手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台湾在国会中的议员朋友们已行动起来,《台湾关系法案》(TRA)出台,这使美国在完成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同时,得以与台湾保持实质性的关系,尽管是非正式的。
  当时,大多数台湾人将台湾失去国际承认视作一种挫败。然而,失去国际承认也解放了台湾,使其得以追求新的道路。失去在国际社会代表中国的能力——包括在联合国,中华民国在1971年离开联合国——意味着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的主张不再可信。这反过来削弱了国民党用以正当化其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逻辑。毕竟,如果中华民国不是中国,保持为代表大陆而设计的政治制度又有何意义?如果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甚至美国——都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且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那么为什么台湾人民还要担负收复大陆的任务呢?
  总之,失去国际承认暴露了国民党政权巩固其自身权力的意图,在台湾社会中释放出求变的强大力量。在1950和1960年代,国民党党国积极镇压敢于寻求政治变革的个人和团体, 但是到70年代,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变得越来越困难,成本也越来越高昂。台湾内部的反抗之声不断升高,这既表现在社会运动上,也表现在地方选举中,独立参选人开始对国民党提出更大胆、更多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在卡特总统人权外交等因素影响下,台湾之外的民主化压力也在逐渐增加。国会听证会对台湾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关注,并使支持民主的运动更广为人知。
  台湾反对派成员明智地将民主化定义为中华民国1948年民主宪法的全面施行,该宪法包括对公民自由及代议制政府机构的广泛保护;反对派成员并不寻求彻底推翻中华民国整个政治体系。但是,民主化不是他们的唯一目标。国民党治理方式的重要部分是由“49族”这一可见的少数派统治,并迫使台湾的利益服务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野心。对台湾的政治反对派来说,机构变化是不够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尊重及平等对待台湾原住民与民主化密不可分。最后,他们相信实行真正的民主统治将提升台湾自身的利益,超越收复大陆的追求。
  台湾的民主化由此在两个层面推行:革新制度以使真正的大众政府成为可能,以及终止差别对待行为——包括限制公民持有与国民党统一议程相冲突立场的权利。对国民党来说,关于民主化的一切都很困难,国民党领导人认为他们的命运与恢复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大陆合法政府这一使命密不可分,但是与改变中华民国的根本目标和身份认同相比,制度变化相对更容易被接受。
  在1970年代,当选的地方政治家越来越无所顾忌地挑战国民党的权威。他们大多数来自低层机构,也有一些高调的候选人。非国民党政治家在台湾最大的一些城市赢得市长竞选(作为回应,国民党将台北和高雄市的市长职位变为任命制)。反对派候选人也参选并赢得了少数国家立法机关于1969年依据台湾人口增长而增加的“补充席位”(并且填补了大陆当选代表步入老年后空缺的立法席位)。虽然数量有限,但是这些职位给反对派政治家带来了两种宝贵的益处:一个传播观点的最佳讲坛,以及立法豁免权。
  随着政治家的参选,作家、编辑和出版商在1970年代不断推出支持民主的出版物。他们的很多杂志在被读者读到之前就被查获并销毁,但是这些作者在开辟新的发布中心及领先警察方面成为了专家。在这十年中,作家和编辑们开始为非国民党政治家提供更多的公开支持。这两个群体一起形成了党外——或“非党”——运动。虽然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存在分歧(例如,作家倾向于持有更激进的经济观点),但是他们共享的承诺——结束一党独裁统治并保卫大多数台湾本土人的平等权利——使他们得以携手共进。
  对很多台湾人来说,民主活动家显得过度理想主义,甚至有些不计后果。毕竟国民党为台湾带来了超过二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只要远离政治,生活就是好的——而且在不断变得更好。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牺牲舒适生活去挑战执政党。然而,反对派传递的信息开始深入人心,尤其是对尊重多数台湾本土人的呼吁。公众在1980年选举时表达了这些意愿,当时在一次对人权示威游行进行残酷镇压之后,与反对派运动相联系的候选人在好几次选举中获得了最大份额的选票。
  另一个促使变革的重要因素是国民党的新领导人,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其儿子蒋经国继承了他的位置。年轻的蒋经国继承了父亲所坚持的由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的理念,但是在1978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的10年间,蒋经国成为了一个远比他父亲更灵活更务实的领导人。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任命一个台湾本土人——国民党政治家李登辉——作为他的副总统。
  台湾的民主转型在1980年代末加速发展。1986年,党外活动家宣布创办民进党(DPP)。严格来说,建立政党是违法的,但是国民政府并未采取行动。一个月后,蒋经国总统宣布了取消戒严令的意愿,并在1987年7月最终实行。同一年,蒋取消了台湾人到大陆旅游的禁令。
  虽然允许台湾人拜访大陆的官方理由是人道主义考虑——旨在允许年老的“49人”拜访他们于1940年代离开的家人和故乡,但是蒋经国的这一决定有着深远的影响。台湾访客立刻发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潜力。当时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正在侵蚀台湾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这一发现受到了特别欢迎。将劳动力密集产业迁至大陆重振了台湾的传统制造商,允许台湾的经济转向高科技制造业,发展当时正在兴起的信息技术产业。
  开放后的几年之内,台湾成本的升高及大陆地方政府推动“改革开放”的渴望,驱使大量台湾制造商前往大陆。内战结束后,北京和台北接触极少,但是台湾投资者们或“台商”前往大陆结束了相互隔离的局面。台商需要基本服务,例如邮递、电话联系等,双方政府都认为为台商提供这些服务符合他们的利益。为了促进沟通并确保在这些方面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双方都成立了一个半官方组织来进行谈判。
  1992年,辜振甫代表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SEF)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ARATS)的汪道涵在香港会面。这次会谈开启了海峡两岸稳健的半官方关系的大门,而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和台湾马英九的会面标志着这种关系达到顶峰。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基于辜振甫和汪道涵所达成的协议,强调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共识,而先搁置哪一方代表“中国”这个问题。这个协议后来被称为“九二共识”。
  1988年蒋经国总统去世,生于台湾的副总统李登辉接替了总统职位。李是蒋的选择,但是 “49族”团体中的很多人都对他不满。为巩固其地位,李登辉转向了占多数的台湾本地人。 在他的领导下,台湾加速实施民主制度改革,包括1991和1992年的国家立法机构综合改选。最后,来自大陆的“49族”被迫退休,由台湾选民选出的新代表接替了他们的位置。
  1996年举行的第一次总统直选标志着台湾制度民主化的最后一步。李登辉的压倒性胜利肯定了他为民主下注的决定,尽管很多国民党高级人物对此仍有怀疑。他的胜利也显示了民众对政治光谱两端的强硬观点的有限支持。支持统一的强硬派受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但选民也拒绝了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提出的支持独立的强硬立场。彭的选举票数远低于竞选中其他民进党候选人获得的票数,这表明虽然台湾人渴望民主和多数决原则,但他们也没有兴趣通过支持正式独立来测试北京的决心。彭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以公开支持台独为竞选口号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
  跨海峡影响
  对美国来说,台湾从一个强硬反共的独裁主义国家到自由民主国家的演变使其获得了更多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也增加了美国政治家背弃台湾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这使得对中国和美国持矛盾观点的台湾民众成为两岸关系的核心角色。北京不再有与少数国民党领导人就台湾岛的未来达成协议的机会。台湾政治家们现在可以自由、公开地讨论各类选择,包括法律意义上的台湾独立。大众媒体对两岸关系及美国政策进行着密集且全天候的报道。台湾成为世界上民意测验最多的政治行为体。辩论和报道的质量不是所有时候都很高,但民主化的最终结果是增加了领导人肩负的重担——他们需要平衡国内政治中来自北京与华盛顿政策之间互相冲突的优先事项。
  1996年台湾总统选举标志着民主转型的完成,海峡两岸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则愈加紧张。2000年卸任的李登辉,及其后在任8年的陈水扁,都对这一紧张趋势负有部分责任。他们没有提前确切评估他们在海峡两岸关系中的政策举措可能对北京的影响;他们也没有就这些政策的发展咨询台湾的唯一保护者——美国政府,导致了美国领导人对他们的反击和批评。
  两岸关系愈发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对李登辉和陈水扁政策举措的解读,这包括:
  •1994-95年李公开访问美国(与台湾领导人通常通过前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时低调地在美国转机停留形成鲜明对比)。
  •1999年7月,李宣布两岸关系是“特殊的国家间关系”,意图通过这一提法界定北京和台湾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
  •2003年陈水扁提议台湾撰写新宪法并通过全民公决对其进行表决。他还特殊授权在2004年总统选举的同一天进行关于台湾安全的全民公决。
  •陈建议在2008年选举的同一天举行关于台湾参与联合国及使用名称的全民公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所有这些举措解读为李和陈决心实现台湾在法律意义上独立的明确证据。北京知道李或陈不会通过像1776年7月4日发生在费城的公开行为(美国独立)那样达成这一目标,而是会通过一系列渐进的、隐秘的步骤,并永远用好听的解释去掩盖他们的痕迹。一些观察者提出了似乎合理的观点,认为以上举措有些是为了提高当选机会(李访问美国及陈的竞选日全民公决),或是为了与北京通过政治谈判寻求解决根本性分歧的方式做准备(李宣称的特殊国家间关系)。不管真实的解释是什么,对中国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北京已得出结论,李和陈已经对中国的根本利益造成挑战,强硬的回应必不可少。在以上所有情况下,华盛顿要么在实质上同意北京的决定,要么担心两岸紧张局势升级会不经意间导致各方都不愿看到的冲突。台北越来越孤立了。
  台湾选民对李和陈的倡议及他们造成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做出了明确的裁决。2008年3月,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以较大优势当选台湾总统。在他的竞选中,马明确表明他准备同意北京的条件,接受九二共识。前文提到过,九二共识是北京和台北为促进对话达成的含糊理解。马对这一共识进行了巧妙的定义,称其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即一中各表,然后将“一个中国”解释为中华民国。
  实际上,北京并不认同上述说法,但因为相信马会采取与李和陈不同的路线,北京准备默许马英九的解释。马英九采取的路线包括明确反对台湾独立,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并扩大发展,以及在某个阶段从经济交流转向政治对话的可能性。美国欢迎马英九的政策,因为这符合美国在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利益,这也使得美国重拾对台湾民主的尊重和敬意。然而,马英九当选的真正意义是此次选举明确了在前三次总统选举中不明确的东西——即台湾选民不会支持公开提倡独立的候选人,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一位能在建设性海峡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领域)中可靠地为台湾争取利益,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在得不到广泛公众支持时抗拒与北京达成的任何结果的领导人。关于讨论中国政策的方式,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也变得更加细致入微、更加响应选民的偏好。
  上述趋势被马英九的接班人——2016年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所证实。在选举过程中,蔡反复承诺她将在两岸关系中“保持现状”,并期待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虽然不同意北京关于她明确接受九二共识及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原则的要求,但是她寻求以一种含糊的方式应对这些问题。尽管面临着党内和党外支持独立的力量希望对中国更加强硬的压力,但是蔡保持了谨慎而温和的路线。另一方面,北京不愿意在对蔡有疑虑的前提下使她获利,并将其政策基于一个我们认为错误的判断:蔡的目的是追求台湾法律上的独立。中国很快开始在政治、外交及军事上展开挤压台湾并向蔡施压的活动。
  自1990年代初以来,台湾民调显示出现了两点广泛的政治共识。第一是对台湾的强烈认同感:过去十年,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或者同时是台湾人和中国人,或者只是台湾人;只有剩余的一小部分人认为他们只是中国人。第二是对现状的强烈认同感:民众希望或者永久保持现状,或者长期保持现状。台湾政治家们必须在这两极之间找寻出路:肯定选民作为台湾人的认同感,但同时也顾及到他们对现状的偏爱。问题是,北京是否也愿意在这两极之间找寻出路?
  四十年以来的台湾和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对台湾问题即将解决有了期待,这是可以理解的。台湾和华盛顿之间的正式纽带已被切断,台湾面临着进一步的国际孤立。依照1982年8月的公报,美国对台军事的削减将使台湾的军事和政治更加脆弱。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经济政策将为统一创造经济基础。北京“一国两制”的统一准则至少在它自己看来是慷慨的。国民党政权大权在握,其领导人也是忠实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一些美国人有着类似的期待。
  北京很快就经历了一系列使其幡然醒悟的事件。华盛顿加强了对台湾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支持,并断言所有这些举措都在其所定义的“一个中国”政策内。它拒绝为了更好的中美关系而牺牲台湾。台湾的民主化既使选民有权对海峡两岸关系设定限制,又否认了任何领导人为解决与中国的冲突而将解决方案强加于民众的权力,不管解决方案是独立还是统一。更强的台湾认同、对现状的偏爱及对“一国两制”的普遍反对使得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遥不可及。甚至不断增强的经济相互依赖都成了政治责任:反对马英九政府与北京起草的服务贸易协定的太阳花学运,以及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正在增加依据中共原则进行政治统一的风险这一情绪的高涨,都影响了蔡英文的选举。
  关系正常化四十年之后,有几个显而易见的现实。首先,大多数台湾人对其身处的地缘政治现实采取了清醒的实用主义态度。中国将永远距离台湾90英里,而且只会在未来获得经济与军事的权力。但是,台湾人将继续致力于维持其台湾身份以及某种形式的现状,包括民主制度。
  第二,虽然台湾的民主制度并不完美,但它能有效防范煽动性的政治家提出的破坏稳定的举措。宪法修订,作为从根本上改变台湾法律和政治现状的必要程序,是非常困难的。没有一位严肃的政治家能证明为什么改变现状是值得冒险的,并且能带来一个更有利的局面。中国的军事力量及威权政治体制是对台湾彻底变革的威慑。最后,美国清楚地表明它更倾向于持续性和温和性。
  第三,美国对台湾的武器销售并不是统一的重大障碍。台湾领导人依靠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持续支持可以抵制谈判的观点,已经在李登辉早期和马英九时期被证明是错误的。另外两个障碍反而阻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寻求的进展。一是台湾公众对以中国的标准进行统一的反对(“一国两制”政策)。二是在面对统一问题时,台湾将自身视作一个主权实体的观点,这个观点与“一国两制”的根本前提互相矛盾。
  第四,因此,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不通过强迫或暴力促进两岸统一,它将需要为解决两岸根本争端提供一个新构想,这个构想需要回应台湾人民的愿望和关切。“一国两制”的构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不久被制定,至今仍未改变。然而在这期间,台湾自身的变化已改变了两岸关系。中国也做好改变的准备了吗?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01日 来源时间:2019年0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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