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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尔风波:“反犹”作为美国保守派打击进步派的政治武器

作者:张晟   来源:澎湃新闻  已有 6167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伊尔汉·阿卜杜拉希·奥马尔(Ilhan Abdullahi
Omar)
  在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影响根深蒂固的美国政坛,年轻的伊尔汉·阿卜杜拉希·奥马尔(Ilhan Abdullahi Omar)注定是一颗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这位美国首位索马里裔国会议员是一位年轻的穆斯林有色人种女性,她在国会中的出现对很多人来说都已然成为了代表多元身份认同的进步政治势力挑战以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WASP)为主要群体的传统美国权力阶层的一个直观的具象。奥马尔所扮演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充满斗争精神的角色,是敢于挑战与控诉传统政治精英早已习以为常的问题的批评家。事实上,在美国政治整体右转、以特朗普内阁为首的极端保守派势力再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的近年来,桑德斯、奥马尔、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人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批判和挑战美国历史传统和精英阶层影响的左翼进步势力的崛起。一个月前,奥马尔在国会质询中以极其尖锐的语言抨击特朗普政府的所谓“委内瑞拉特别代表”埃利奥特·阿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甚至敢于直接揭露阿布拉姆斯在尼加拉瓜康特拉事件上涉嫌反人类罪行的历史并直接质疑阿布拉姆斯作为证人的可信用度。这一段质询的视频在美国社会引起极大关注,奥马尔成为了许多左翼人士心中的英雄,一时间风头无两。
  而正是这一位敢说大有舍我其谁风范的青年政治新星,却因其对以色列操控美国政坛的抨击尤其是其推特上的那一句“这完全与本杰明有关”而深陷“反犹主义”的控诉,不仅被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共和党政敌抓住机会大做文章,甚至民主党也倒戈相向,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指控奥马尔“反犹”并要求其道歉。而与此同时,支持奥马尔的左翼团体也频频发生,《雅各宾报》(Jacobin)等左翼报纸纷纷表态支持奥马尔对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批判,一场“和奥马尔站在一起”(Stand with Ilhan Omar)的运动也在左翼团体、亲巴勒斯坦人权组织、黑人团体、拉美人团体、以及部分对以色列持批判态度的犹太人团体中浩浩荡荡地展开。如今的奥马尔可以说既是誉满天下,又是谤满天下。
  事实上,围绕着奥马尔所谓的“反犹言论”在美国政坛上展开的争论从来就不是就事论事那么简单,而是日益分化的美国各政治派别在针对以色列游说集团问题上的又一次站队和斗争,其背后反映的其实是随着美国社会和价值观越来越多元、美国左右政治派别之间矛盾越来越尖锐而产生的美国社会在美以关系这一重要双边关系上的观念割裂。
  一、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作用争论和历史脉络
  针对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的争论早在奥马尔风波的数年前就已然出现了。早在2006年,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就已经发表了备受争议的《以色列游说团体》(The Israel Lobby)这一论文。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在论文中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被以色列游说集团所操控并且在操控下犯下了很多战略错误。他们认为,由美国在入侵伊拉克之时为了害怕阿拉伯国家的反弹而无法寻求以色列帮助的例子已经证明以色列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已经大大减少了,而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反而招致了很多祸端,比如恐怖袭击与在人权和道德问题上受到的指责。在他们看来,之所以美国没有抛弃和以色列之间早已不再具有战略意义的联盟关系反而在中东乱局中越陷越深,实际上还是由于以色列游说集团对于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以及主流媒体的金钱控制和人员渗透。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包括发动战争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都被以色列游说集团和体制内的犹太官员所绑架了。
  令人毫不感到意外的是,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著作很快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很快也被扣上了“反犹”这一顶在美国社会中最具杀伤性的帽子。犹太家庭出身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埃利奥特·科昂(Eliot Cohen)愤怒地指责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二人对于美国政府中的犹太官员对国家不忠的指责是十足的“反犹言论”,二人也受到了不少犹太社区的抨击和抵制。
  诚然,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某些观点是偏激甚至错误的。二人将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原因归咎为美国政府高层中犹太官员为了保证以色列的安全而将美国卷入了一场对美国有害无益的错误战争,这一说法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基本上不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以保罗·沃尔福威茨为首的美国政府高层犹太裔官员的确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但是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副总统迪克·切尼等人并非犹太人。美国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有自身的帝国主义利益与战略考量,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等人将伊拉克战争归咎于以色列游说团体显然是偏颇的。
  著名政治评论员杰弗里·戈尔德贝格(Jeffrey Goldberg)在《寻常的怀疑》(Usual Suspect)一文指出,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观点并不一定是反犹主义的,而是犹太中心主义的(Judeo-Centric),即过分夸大犹太人的影响力并陷入一种“犹太人控制着全世界”的迷思。值得强调的是,在欧洲历史上,正是这种犹太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给后来的反犹主义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希特勒等反犹主义者正是凭借着煽动人们对于“犹太人控制了全世界”的恐慌来推动反犹主义运动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关于以色列游说团体的讨论才令犹太人无比敏感。欧美犹太人的心中始终存在着被定性为“不忠的叛徒”然后被大肆迫害的历史记忆。法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德莱弗斯案件”(Dreyfus Affaire)正是使得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等人坚定犹太复国主义信念的直接原因。德国纳粹党也正是凭借着宣扬犹太人是里通外国招致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叛徒而煽动反犹仇恨的。甚至在对犹太人较为宽松的英美,这一现象也广泛存在。英国著名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就曾持反共反犹的立场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挂钩,还曾在1937年声称犹太人应该为犹太大屠杀“负部分责任”。而在30年代的美国,以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为首的亲德派政客更是大肆宣扬“犹太人对国家不忠”、“犹太人会将美国卷入世界大战”等反犹言论。
  回顾历史,可以说今天的欧美犹太人对于被指控“效忠外国政府”和“不爱国”有敏感的反应和深刻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是欧洲长期以来对于犹太人大肆迫害造成的历史记忆创伤。这一历史创伤使得犹太游说集团这一问题在当今的西方世界变得极为敏感,并且很大程度上给了亲以色列的犹太人在争论中的道德高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奥马尔和米尔斯海默等人因讨论犹太游说集团而受到言论压制也就变成了自然的事情。
  然而,讨论以色列游说团体左右美国政治这一议题的紧迫性并不会因为问题的敏感性而消失。处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压制对于以色列游说团体作用的讨论对美国社会是非常有害的。随着美国政治极化的发展趋势,美以关系以及以色列游说团体的作用必须也必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公开的争论。
  以色列游说团体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究竟有多大的作用是一个至今仍然较为神秘且需要广泛讨论的话题。众所周知,由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对于政府的决策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力。包括美国的核心外交政策在内的众多政府决策都受到包括军火公司、利益团体、大型企业的重要影响,而亲以色列游说团体正是在这一政治体制下获得了在美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发言权。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为代表的亲以游说团体通过与美国社会进行从一轨外交到三轨外交的全面游说,在美国社会和政府机关广泛营造亲以环境。AIPAC尤其注重对于美国国会和两党的游说活动。AIPAC前官员斯蒂文·罗森(Steven Rosen)曾扬言自己在24小时内就能使70名参议员在一块餐巾上签名。美国前参议员恩斯特·霍林斯(Ernest Hollings)曾感叹AIPAC对于国会的影响是如此的巨大以致于“除了AIPAC定好的政策之外,我们无法通过任何其他的对以政策。”而在行政部门方面,民主党候选人60%的资金都由犹太支持者提供,政治献金在金钱决定政治的美国政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饱受诟病的媒体和智库对于以色列的过分偏袒也不容小视。可以说,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确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以色列游说团体”和“犹太游说团体”两个概念虽然密切相关,但并非完全相同。正如学者多佛·沃克斯曼(Dov Waxman)在《亲以游说团体的分裂》(The Fracturing of Pro-Israel Lobby)一书中指出的,将犹太游说集团一律定性为亲以团体其实上是将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单化了。犹太游说团体涵盖广泛,除了始终亦步亦趋地紧跟以色列国政府立场的AIPAC之外,还有右翼亲以游说团体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the 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较为中立而常对以色列现右翼政府提出批评的J Street、以及持极左翼态度并反对锡安主义的犹太人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等多个组织。每一个组织都致力于推动自己认为的有利于以色列的事业,但是它们对于什么才是“有利于以色列”的定义却南辕北辙。因此,将以色列游说团体和犹太游说团体之间挂钩是错误的,这一认知错误也会使人容易陷入“反锡安主义就是反犹主义”这一逻辑悖论。
  二、反犹主义与反锡安主义的定义之争
  在当今的美国社会乃至整个西方社会中,或许难以找到一个能够比“反犹主义”更具有摧毁性的反面政治标签。上世纪纳粹德国发动的惨绝人寰的犹太大屠杀,使得后来的国际社会普遍对于反犹主义有着极强的痛恨。可是国际社会的这一进步思想在如今涉及到巴以问题和以色列国的具体问题中反而发挥着非常微妙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某些锡安主义(又译作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用来压制对于以色列批评的工具。以色列作家阿摩司·伊隆(Amos Elon)曾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犹太大屠杀的惨剧被锡安主义者当作了给以色列国的存在提供正当性的“迷思”。这一点,从美国国务院对于“反犹主义”的具有争议性的定义中可以找到:美国国务院将一切“否认以色列国正当性”(delegitimizing Israel) 的言论都定义为“反犹言论”,甚至将“否认以色列国存在的权利”也定义为“反犹主义”。
  从这一定义来说,“反锡安主义”和“反犹主义”被划上了等号。这一定义在包括美国社会在内的国际上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因为巴以问题的特殊性注定了许多国家、政党、政客、学者和民众认为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的建立从根源上是不具备合理性的、锡安主义的历史合法性是可以被讨论被质疑的。这些反锡安主义者绝对不能接受自己被武断地划归为反犹主义者。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国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民主的犹太国”。巴勒斯坦人自1948年“大灾难日”(al-Nakba)以来与故土的分离状态给以色列“民主的犹太国建设”提供了实际操作的基础。随着以色列国内人口构成比例的变化,“民主的犹太国”定位注定会遭受到人口形势的冲击。内塔尼亚胡右翼政府在“民主国家”和“犹太国家”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内塔尼亚胡政府推动以色列议会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法案》首次明文规定“以色列是犹太民族的国家”,使得国际社会严重担忧以色列籍阿拉伯人的合法政治权利受到该法案的侵害。以色列国内亟需一场关于“是选择民主国家还是选择犹太国家”的大辩论,而将反锡安主义直接划定为“反犹”则会使辩论的一方彻底陷入被迫的政治失语。而在国际范围内,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左翼政客、学者和民众则严重关切巴勒斯坦难民自1948年来的非人遭遇以及以色列现今对于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和对于加沙的封锁所造成的人权压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追根溯源,将巴勒斯坦人所受到的压迫理解为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人权利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必然产物,并因此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要求巴勒斯坦人对于自身土地的完全回归权。这种思潮在以色列建国以来就始终在国际上广泛存在,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将这些左翼反锡安主义者直接定性为“反犹”将会是武断而错误的。

“犹太人和平之声”组织
成员发表言论
  同样重要的是,反锡安主义者中实际上恰恰有许多不认同以色列的犹太人团体和人权组织。极端正统派犹太人(Haredi Jews,又作Ultra-Orthodox Jews, 是犹太正统教派中最为保守的一支。他们认为犹太宗教律法享有绝对权威并严格恪守传统教条和礼俗,拒绝参军,政治参与率低,拒绝世俗化教育体系,很多人甚至以研习宗教经典为生而拒绝参加工作。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反对锡安主义,原则上不承认以色列世俗政权的合法性。)根据自己对于“极端正统”犹太教义的理解,认为犹太人唯一被救赎的方式就是等候弥赛亚的到来而不是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严厉抨击以色列国的建立是“反弥赛亚”的,甚至是“罪恶”的。以Neturei Karta为首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团体毫不掩饰地反对以色列国的存在,在全世界许多反对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人的游行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某些宗教色彩淡化但是反对锡安主义的犹太人权组织,比如犹太人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也同样持有反对锡安主义的观点。犹太人和平之声致力于支持和平、社会正义、以及巴勒斯坦人权斗争,因而对于锡安主义也持反对的态度。这样的复杂情况使得将反锡安主义和反犹主义划等号的观点陷入了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如果反对锡安主义就是反犹,那么难道要将包括很大一部分犹太人在内的巴勒斯坦的支持者不论其对犹太人的实际看法如何一律定性为“反犹”吗?而如果支持锡安主义、支持以色列国就不代表反犹,那么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于以色列国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是在美国政府内部进行反犹清洗的人难道可以不定性为反犹主义者吗?
  尼克松的例子在阐述这一悖论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众所周知,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中以色列面对阿拉伯联军的打击已然力不从心,在弹尽粮绝之际正是来自尼克松政府的武器空投才使得以色列得以扭转败局。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尼克松高度重视美以关系,与以色列领导层也很是交好。但是新曝光的录音带显示,尼克松是一个有严重反犹主义思想的种族主义者。他不仅多次在私下的谈话中发表反犹主义言论,而且特意在美国政府内部压制和清洗犹太官员。如果反锡安主义就等于反犹主义,那么对于既支持以色列又歧视犹太人的尼克松的评价就会陷入一个完全无法解释的悖论。
  相似的情况在今天再一次出现。以内塔尼亚胡内阁为首的以色列右翼政府在外交上与欧美国家的极右翼势力合流,造成了一种极其吊诡的现象:以色列享受着与特朗普右翼政府的合作关系而对特朗普政权下以夏洛茨维尔事件为标志的美国新纳粹势力的兴起和其附带的反犹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了沉默;内塔尼亚胡与对犹太大屠杀有过争议言论的欧洲右翼政客有着亲近的外交关系,比如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萨尔维尼、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以及波兰总理马泰乌什·莫拉维茨基,对于他们部分否认犹太大屠杀历史事实的相关言论则缄默不语;更有甚者,内塔尼亚胡的儿子在推特上转发新纳粹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因说“犹太大屠杀不是希特勒的主意”而深陷舆论风波。以色列国与欧美右翼势力的合流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一个极其吊诡的现象,而这个吊诡的现象正是“到底什么是反锡安主义、什么是反犹主义”这一争论未能解决的一个不幸的产物。
  三、美国政治极化:“反犹”作为保守派打击进步派的议程
  这一争论的悬而未决正是如今奥马尔所谓的“反犹”风波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诚然,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论文在很多问题上的确过于偏颇,奥马尔对于美以关系的理解或许也确实过于片面,但是比讨论他们的直接观点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被“反犹主义”的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恰恰说明了一个极其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美国社会现在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自由地、批判性地讨论以色列游说团体的作用、美以关系、巴以关系的政治环境。如果说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所发起的不过是国际关系学界针对美以关系的战略讨论,那么奥马尔事件所代表的就仅仅不止如此,而是昭示着即将到来的美国社会对于美以关系看法的进一步分裂。

美国国会迎来首位戴
头巾的索马里裔女众议员伊尔汉·阿卜杜拉希·奥马尔
  奥马尔属于一个正在美国崛起的新兴左翼进步运动,而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斗争在这一新兴左翼运动中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必不可少的中心。2005年由英国社会运动组织发起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 简称BDS)是一场依靠着群众动员而运作的、号召国际社会采用经济抵制、从以色列公司撤资、以及对以色列实施经济制裁以达到对以色列进行施压目的的全球性运动。在BDS的号召下,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抗议以色列违反国际法行为的游行抗议,欧美高校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学生团体纷纷要求学校从以色列相关公司、特别是军火公司中撤资,爱尔兰、南非、西班牙等国家政府对于BDS持支持态度,而包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内的多个国际政党和劳工工会都宣布支持BDS运动。BDS运动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国际社会中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程度正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
  而在国际的大气候影响下,美国的小气候也将逐渐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进步势力把以色列游说集团看作是传统白人父权制度的残余和既得利益阶层的看法,不仅不会动摇而且会随着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的施压进一步升温。而同时,亲以的美国犹太人阶层在犹太人多灾多难的历史记忆的驱使下也将会保持其对于美以亲密战略关系的支持,而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右翼福音派(Evangelical)势力出于宗教狂热将很快挑起大梁扮演起以色列最有力支持者的角色,对于受宗教狂热驱使、对穆斯林群体和中东穆斯林国家带有着强烈敌对情绪的福音派来说,同样不受中东穆斯林国家支持的以色列是“敌人的敌人”,自然也就是福音派的天然盟友。福音派和以色列日益增进的盟友关系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亲以政策中可以一览无余。随着左右派在意识形态的极端化,美国社会对于美以问题、巴以问题的看法也出现一个左右翼站队博弈的趋势,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裂将会进一步加剧。
  一个值得注意的新闻是,在今年年初美国政府史上最长停摆结束之后,美国国会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与BDS运动有关,而政府停摆结束后所通过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关于给予地方州政府立法禁止各自州内BDS运动权力的争议法案。以色列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如果美国社会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剧,最终争执的两派陷入一种“我们在讨论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的鸡同鸭讲般的尴尬境地,那么它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将是极其重大的。
  而最为令人感到担忧的是,在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下,“反犹”这一概念将会被大规模滥用并成为保守派打击进步派的一件政治武器,为保守派维持自己话语体系和政治霸权提供一定程度上的道德高地。
  长期以来,“反犹”这顶帽子就一直被扣在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国际左翼身上。在针对巴以问题的讨论中,围绕着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的合法性、锡安主义是不是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巴勒斯坦抵抗武装的性质、巴勒斯坦人抵抗运动和抵抗方式的合法性、以色列是否可以被定性为种族隔离(Apartheid)、以色列存在“正常化”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等诸多问题的争论必然牵扯到锡安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如果按照美国国务院的理解将反锡安主义定性为“反犹主义”并将一切“否定以色列国合法性”的言论都定性为“反犹”言论,那么一个公开而理性地探讨巴以问题的环境将根本不会存在,亲巴团体和学者将一如既往地遭受到不公平的压制和迫害,美国与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也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分层。
  一个更加令人担忧是趋势是,“反犹”这一顶帽子正在由锡安主义者攻击反锡安主义者的政治武器扩大为保守势力攻击左翼进步派的政治武器。事实上,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就始终受到国际共运与左翼思潮的支持,并受到发达国家少数族裔民权活动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由于巴以问题的特殊性与兴起于二十世纪的左翼国际主义精神,黑人民权运动活动家、印第安原住民民权运动活动家、女权运动活动家、LGBTQ权益活动家等众多左翼团体广泛参与到巴以问题的讨论当中并坚定地与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少数族裔民权活动家和女性权益活动家充分意识到自身追求解放、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运动与巴勒斯坦人民追求解放的正义斗争事业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著名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就曾打出“立即结束从巴勒斯坦到弗格森的种族歧视”(From Palestine to Ferguson, end racism now)的口号,笔者也曾多次听到过数位少数族裔活动家和女权活动家高喊着“巴勒斯坦人民不自由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的口号。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黑人民权活动家与巴勒斯坦民权活动家还曾经联合发动了反对华盛顿市邀请以色列安全部队训练本地警察的示威。
  作为对亲巴团体与其他左翼进步势力进行联合的反弹,亲以团体与保守势力也进行了合流,而这一合流随着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上台而更加严重。在美国当今的政治环境下,保守势力以“反犹”的罪名打压左翼进步派已经早已不是新闻了。2019年初,本该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女性大游行”就因为其领导层与黑人民权组织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的关系而被指控为有“反犹倾向”而最终不得不取消原定在新奥尔良市举行的游行。如今的奥马尔风波也正是同样政治背景的缩影。正如同法国保守派大肆炒作“黄背心”运动中的部分反犹成分借以攻击整个运动的合法性、英国保守派大肆炒作工党领袖科尔宾与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组织哈马斯成员共同出席过一个纪念活动继而给他扣上“反犹”的帽子一样,如今的美国保守派也正在用“反犹”的帽子打压奥马尔,保守派的政治伎俩可以从一向反对政治正确并涉嫌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特朗普要求奥马尔因“反犹言论”辞职的事例中清晰地看出。
  犹太大屠杀的悲惨历史和二战后人类社会对于这一悲剧的深刻反思使得“反犹”这一标签在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体系中对于个人和团体的政治生命而言有着最具毁灭性的作用,因为被打上这一标签的个人或团体会在主流政治叙事中成为最为人所不齿的秽不可触者。这一旨在打击反犹主义歧视思想和新纳粹主义的进步现象,却因为国际社会围绕着以色列国的争议中变得复杂起来,“反犹”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成为了锡安主义者打压反对思想的一张道德牌。随着以色列政治的进一步右倾化,以色列右翼政府与欧美右翼保守派的合流使得自称是犹太人在全世界的合法代表的以色列政府频繁为欧美右翼保守派打压左翼进步势力背书,而对于“反犹”这一政治标签的滥用变得越来越不仅仅局限于亲以派试图压制亲巴派的巴以问题争论场,而是扩张到了欧美国家保守派势力试图压制左翼进步势力的更为广大的意识形态战场。
  随着美国政治极化的趋势逐渐加剧,保守派与进步派在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的分裂也将更加尖锐,保守派也必然更多地使用“反犹”这一政治标签将进步派污名化。“反犹”标签在当今世界上的泛化和滥用恐怕是曾经那些为了反抗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歧视而斗争的左翼先辈所不曾料到的,也是令今天致力于追求社会公正的进步势力倍感唏嘘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反犹”标签滥用的现象,打破保守派对于“反犹”定义的单方面垄断,并重塑左右两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话语权失衡现象,为公正客观地讨论巴以问题、美以关系等相关课题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是美国左翼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28日 来源时间:2019年0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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