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中心纪念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研讨会为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主题为“中美关系40周年——寻找管控双边关系的新框架”的学术研讨会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举行。

现实主义地缘经济视角下的中国、美国与世界

作者:欧纬伦(William H. Overholt)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1067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作者:欧纬伦(William H. Overholt),亚洲全球研究所研究员、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
  翻译:贾力楠   校对:谷会会

  为在卡特中心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大会(将于2019年1月17-18日在亚特兰大举行)发言而作。本文的主要观点系择日结集出版的美国-亚洲地缘经济关系研究项目部分成果。

  在20世纪后半叶,太平洋国家进入到大国和平相处时期,人类的生活条件也得到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提高。约20亿民众摆脱了动物般的生存状态;动乱的国家趋于稳定;意识形态的斗争日渐式微;毛主义(Maoism)与“圣战”主义(Jihadism)已然衰落;大国间的分歧得到管控;苏联帝国主义势力铩羽而归。这些成果得益于由美国主导的地缘经济战略,该战略受军方保护但不受其主导。但是到了21世纪初期,主要太平洋大国已经难续往日的辉煌,发展受阻,上述成果岌岌可危。
  二战结束以后,亚洲发生两大改变,实现了战略环境的转型。第一个改变:人类首次学会如何使新兴经济体实现年均7%-10%的增长率,这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昔日工业革命中前所未有的2%的增长率,孕育了大英帝国,而后3%-4%的增长率推动了明治时期日本的兴起,也奠定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第二个改变:军事技术变得极具破坏力,以至于那种靠夺取邻国土地来壮大己身的老方法,如今看来只是得不偿失的胜利。军事技术破坏性的增强不仅体现在核武器上,传统的空军力量、海上力量、步兵力量,甚至是简易爆炸装置都比昔日具备更大的摧毁力。
  成为强国的传统方式是武力夺取邻邦的大片领土,而如今不再使用这一方法的国家,及在国家战略中优先考虑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国家,都由于这些转变受益了。这一改变并不是说军事不再重要,成功的国防依然十分重要。但是诸如朝鲜及苏联这样的国家,它们极度重视军事,却输给了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后面这些国家优先发展经济,并赋予军事以保障“经济优先的国家战略”的角色。
  一、第一阶段:地缘经济时代
  1.美国的冷战战略
  二战结束后,华盛顿的国家战略开始侧重西欧和日本经济重建、刺激他国的经济增长,并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关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等一系列机构,进行机制建设来援助盟友、创建由友好国家组成的全球网络。为了给经济战略保驾护航,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坚持压缩军事开支,并在离任前提醒要提防军事-工业复合体主导政策走向。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式(Truman-Eisenhower)的地缘经济战略,受到军队保护但不受其主导,它被后面继任的两党领袖继承,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也得到了延续,事实证明这种战略的成功超越了提出者的愿景。在经济战略成为主导之前,强大的美国军队阻止了苏联征服德国或日本。由此引发的军事僵持,使美国及其盟国得以发展出压倒性的经济优势。在侧重经济的模式下,美国推动建立起自筹资金(Self-funding)、自我维持的全球网络,其自身经济与这一繁荣的全球网络紧密相连,随之变得不断强大,并发展出稳定的盟国与友邦。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政策难以为继,苏联全力投入军力建设的战略使苏联的经济陷入瘫痪。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国的经济则进一步增长与繁荣,竞争力不断增强。冷战最终以苏联经济的崩溃告终。
  由于国家安全历史大多由政治学家及军事专家撰写,冷战中美国由于其经济战略战胜了苏联这一事实经常被一笔带过。军事力量很重要,但是军事对抗带来的是一个僵局,经济战略却显示了其一锤定音的能力。
  对当下及未来的分析更趋向于弱化或忽视经济战略。分析中美关系时,例如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及艾利森(Allison)的著作多以二战前的案例为基石,却忽视了一个与工业革命一样重要的历史分水岭,即新时代世界越来越重视如何促进经济更快发展,由此以侧重于经济竞争的国家战略得以出台;与此同时,军事技术又是如此具有摧毁性,以至于侧重以军事手段侵略邻国的国家战略更常导致自我毁灭。
  2.亚洲奇迹
  东亚国家最为成功地利用了战后的新格局和相关的美国地缘经济战略。日本在没有正规军的情况下专注于经济发展,从而崛起成为大国。这一出人意料的成功成为经济发展的典范,吸引了东北亚及东南亚国家的效仿,彰显了美国地缘经济战略在该区域取得的成功。冷战后,韩国在经济、军事、政治上一直逊色于朝鲜,朴正熙将军(General Park Chung Hee)上台后开始削减军费预算、全力发展经济。如今韩国发展远超朝鲜,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朝鲜的48倍。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依然是该地区的弱者,虽然领土占了东南亚大半,却深受恶性通货膨胀、负增长、意识形态冲突及似乎难以克服的民族分裂之苦。1966年,苏哈托将军(General Suharto)上台,放弃了对邻国的大部分领土诉求,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随后印度尼西亚一跃成为东盟(ASEAN)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中国是个后起之秀,毛泽东领导时期,坚信 “枪杆子里出政权”,将意识形态标准置于专业知识之上,造成经济积弱,政治混乱。直到邓小平上台将经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后,在开始进行军队建设之前迅速崛起为大国。
  这一新型的注重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提高了地区国民的生活水平,而这造就了区域的政治稳定及有影响力的新兴国家的崛起。1960年的韩国和台湾是世界上经济最贫困、政治最糟糕的实体之一,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落后的国家相似甚至于更糟糕。如今,二者的收入及政治稳定性可以与南欧相媲美。
  尽管中国的崛起最引人注目,但是印度尼西亚的成功是美国地缘经济冷战战略成功的典型代表。独立之后,印度尼西亚拥有世界上第三大共产党,极端“圣战”分子的人数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还多,苏加诺(Sukarno)治下的印尼看似毫无希望。苏哈托通过武力镇压了本国的共产党,随后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胜利果实。经济增长孕育了温和的穆斯林团体、穆哈玛迪亚(Muhammadiya)以及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atul Ulama),并最终与世俗政府达成了明确协议,激进的“圣战主义”日渐式微,平静收场。
  印度尼西亚自身稳定了,再也不惧共产党的颠覆及“圣战分子”的破坏,显示美国在东南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一胜利,及在马来亚、菲律宾等其他地方打击共产党不稳定因素的较小规模胜利,抵消了在越南经历的军事惨败。如果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炸弹来对付印度尼西亚的“圣战”分子,那么轰炸将持续至今并饱尝败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取得的成功明显具有传染性。东盟的巨大成功并不仅仅通过公开结成安全同盟,更主要的在于它形成了一个分享成功经济政策的讨论平台。在冷战期间,除了菲律宾以外的所有东盟国家最终都放弃了对邻国陆地领土的大规模声索(小规模声索不时发生,而对海洋领土的声索既不是优先事项也没有耗费精力。)冷战结束后,缅甸和东南亚的三个共产主义国家加入了东盟。如果美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的共产主义采取强势军事战略,那么结果将可能是这些国家组成共产主义联盟。
  对经济增长的专注在内部稳定了东亚国家,为政府提供了在国内和国际上保卫自身的资源,并且产生了压倒性的激励以继续专注于国内发展而不是外部侵略。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制度建设支持、开放市场以及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将这些获得成功的国家与美国紧密相连,逐渐削弱了共产主义理念和军事力量的最初吸引力。
  这些国家取得的成功及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与南亚国家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过幸运的是南亚并非冷战博弈的决定性舞台。印度和巴基斯坦仍专注于传统的军事-领土竞争。印度和巴基斯坦、孟加拉的边界纷争,以及对斯里兰卡政权的颠覆和之后的入侵,都没能像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纷争一样被平息。整个冷战时期,印度虽然表面中立,实际却一直持亲苏立场,并抗拒开放、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尽管这样的政策为东北亚、东南亚带来了和平与繁荣。直到苏联解体、中国逐渐发展为致命挑战后,印度才开始像东亚一样将经济发展作为重点,而此时它已远远落后于中国。
  通过援助、教育、制度建设、统一市场及布雷顿森林经济体系的支持,美国推动了冷战时期的和平与繁荣发展,日本成功所带来的区域影响力,也加快了亚洲地区的发展。在诸如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美国国际开发署(AID)主任的地位与军事顾问一样重要。回顾过往,即使是美国在当地进行的军事战斗也主要是为了促成地缘经济的成功。朝鲜战争加快了日本在二战后的腾飞。花费数千亿美元的越南战争助推了东南亚早期的经济奇迹,特别是为泰国提供了现代港口、机场、道路和其他关键的基础设施。日本看到了通过经济手段获取领导权的机会,这是之前军事导向的“东亚共荣圈”(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所未能实现的,同时也建立起贸易和投资网络,将韩国、台湾以及整个东南亚汇集在日本的软统治之下。尽管日本一直认为应该由自己而非美国来主导这一区域,但其地缘经济战略确实是对美国战略的补充。
  事实上,地缘经济战略的第一阶段应该被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美国的重点是重建日本并巩固美日关系。日本的经济成功稳定了日本政局,巩固了日本亲美政党(自民党)的统治,并且消除了苏联颠覆日本亦或是将其变为亲苏同盟的威胁。这促成了向第二个时期的演变,日本的投资、贸易等政策配合美国的政策,使得东亚海洋国家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从而稳定了韩国、台湾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并将东南亚一些海上小国并入亲西方联盟。美日在地缘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主导了这一阶段,这些合作与竞争都有助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巨大腾飞及西方阵营的巩固。正如印度名义上的中立不能掩盖其亲苏倾向一样,印度尼西亚及东盟名义上的中立也不能掩藏它们属于西方阵营的事实。
  最终,获得军方保护而免受苏联侵犯的美国地缘经济战略,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战略。该战略从经济上打败了苏联;将日本塑造成一个强大的同盟;稳定了西欧,并巩固了欧盟与美国的联盟;引诱中国接受由美国主导的主要全球机制、放弃毛派革命思想;稳定了东盟国家,使印度尼西亚成为地区领导者;并最终使世界各地的毛派运动偃旗息鼓。
  二、第二阶段:中美协作
  1.中美亚洲奇迹的扩展
  后冷战奇迹的第一阶段由美国主导,日本起了加速器的作用;而到了第二阶段,中美之间的和平竞争创造了更大的奇迹,并在地缘上进一步扩展。
  1975年之后,日本逐渐背离了全球化,对国内五大利益集团(农业、零售业、房地产、制造业及银行业)的保护取代了之前积极的经济调控。20世纪70年代早期,日本注重全球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追寻最佳的实践典范,将之改良并在国内推广。(质量控制项目就是众多的例子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自民党将重点转向国内,他们断言日本经济的优势仰仗日本传统文化与习俗,这一立场符合五大利益集团的利益。日本经济增长变缓,劳动力的老龄化无疑是雪上加霜,其影响力逐渐变弱。中国成为活力之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20世纪末世界金融中心是伦敦、纽约和东京,而到了新世纪,金融中心是伦敦、纽约和中国香港,上海也在迅速崛起。
  与美国和日本一样,中国姗姗来迟地采取了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是基于国内外利益的现实主义选择。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中国决定放弃与西方秩序对立的毛主义革命模式,转而以和平的方式适应西方秩序;这不是源于相互依赖(当初也不存在),而是后二战时期的一种现实主义战略。在这个新时期,现实主义战略不得不基于新的现实;邓小平目睹了邻国依靠以经济建设为重的战略而将中国甩在了身后。中国这一选择既不是由于相互依赖,也不是经济温和派压倒军事强硬派的结果。战后地缘经济战略的发起者都是强硬的现实主义者,且大部分都是将军出身--马歇尔(Marshall)、艾森豪威尔、朴正熙、蒋介石及其儿子蒋经国、李光耀、苏哈托、邓小平、杜鲁门以及之前强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诸如吉田茂。这些都是新时代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明白游戏规则改变了。那些一直被训练只关注军事和政治行动的西方战略家们,大多无法理解他们的亚洲对手早在几十年前就明白的道理,而罗斯福(Roosevelt)、杜鲁门、马歇尔及艾森豪威尔却本能地掌握了。
  中国基本融入了美国治下的国际体系。2008年以前,中国视美国为经济体制的成功典范,并迅速借鉴了美国体系的诸多方面。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贸易组织,并用资金和政策支持它们的运作。不过美国的参与热情更加高涨。对于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中国比日本更加开放。中国比日本更愿意允许西方企业买断当地的重要企业,也比韩国和菲律宾更欢迎外资。诚然,西方国家抱怨难以进入中国的服务业,但是外国在中国的银行资产份额近乎是在日本的两倍。和东京以及首尔不同,中国的城市到处都是美国别克和大众的汽车。中国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接受了世贸组织的争端仲裁权。在亚洲金融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体系重要的稳定者。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中国逐步让货币政策更加市场化。
  西方,尤其是华盛顿通常会认为中国是体系外的搅局者,因为中国钻制度的空子,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上稍作改变以建立新的体系,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然而,美国也在钻制度的空子,例如,美国为了反倾销公然采用扭曲的价格标准、特朗普政府利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加征钢铁及其他进口产品的关税,而实际上这些领域并不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在经济结构方面,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就如同二三十年前日韩与美国的差异一样。中国接受并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约束,鲜少破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负责,而且为了履行约定,不得不进行史无前例的产业和社会大改革。中国的各类开发银行都是专门为了更好地适应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建立的。亚投行行长当选的主要原因是他曾经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任职,工作积极。亚投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明确了使用美元而非人民币来结算。现实就是,美国成功的战后战略,已诱使中国也加入了这一体系。
  美国与中国携手推动的全球化改善了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使得六大转型更为平衡,富裕国家早已施行这些转型,但是并未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优先事项。这六大转型是:
  第一,超级工业经济的出现。衣食鞋履、建材等对人类最为重要的商品,有史以来首次实现了从不足到过剩的飞跃。尽管资源的分配并非尽善尽美,在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甚至还存在食品短缺,不过分配不均并不能否定生产力大大提高这一成就。
  第二,伴随着超级工业经济而来的是后工业经济时代。二三十年前它就在发达国家中兴起了,不过直到2015年服务业在中国的经济中占比达到50.5%,后工业经济在全球的尖峰时刻才到来。这不仅昭示了一个更加繁荣、技术更为先进的世界,而且还将全世界的劳动者从延续千年、让人未老先衰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依赖工会的美国政客则反对重心向服务业转移,尽管这一转型将极大提升人的尊严。
  第三,繁荣的全球化--尽管尚不完美,但远胜于历史其他时期。拉丁美洲不再让世界陷入金融危机中。尽管受周期波动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微乎其微的增长率奇迹般地提高到6%。经济上相对繁荣,极大削弱了切·格瓦拉式野心家在拉美的吸引力,限制了激进伊斯兰主义在非洲的蔓延。这些丰硕的成果,都得益于美国创建的发展机制、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中国成功转向相对开放的市场经济。
  第四,中美两国推动并促成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向外国投资开放,促进了更精细化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例如十几个国家分工合作生产电脑,几十个国家分工生产飞机。尽管进行了艰难的调整,但更加精细的分工意味着几乎每个地区的人们都可以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其中,从而享受更加物廉价美的商品。
  第五,中美两国推动世界进入环保型经济时代。自从伦敦被大雾笼罩、20世纪60年代美国凯霍加河油污起火、1970年日本深陷四大环境丑闻之后,发达国家提早将目光转向环保问题。然而,直到2010年,世界大部分人还未开始重视环境恶化以及气候变化问题,其中,中国面临的问题最严峻。转变发生于近十年间中国环保意识的觉醒。如今中国走出困境,成为多个绿色能源领域的领导者,是世界最大的环保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投资者,同时也是遏制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的有力倡导者。
  第六,中国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时代,不平等得到大幅度减少。尽管全球化加剧了很多国家内部的不公平,但是大多数贫困国家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越了绝大部分的富裕国家,这就驳斥了依附理论者对“世界越发不公平”的讽刺。虽然还存在严重的问题,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个体与民族的尊严得到了提升。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发展成果发生于这样一个时代:东亚国家国内政治的稳定、亚洲太平洋地区大国之间的和平、中日逐渐成长为全球大国、韩国与印尼逐渐成为发展为主要的地区大国、列宁主义运动在全球溃败、关键地区的“圣战主义”扩散减缓乃至式微,及亚洲经济奇迹的众多成果逐渐惠及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对原材料生产国而言。
  正如印尼是第一阶段(美日)经济成功和政治稳定的典范,孟加拉国成为第二阶段(美中)成功的典范。当孟加拉国成立时,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新国家毫无希望可言。它在1974年遭受了可怕的饥荒之苦。自然资源有限、教育资源稀缺、自然环境严酷以及人口过剩,使之不幸成为了放大版的索马里,成为滋生激进“圣战”分子的世界级温床。不过,就像香港在《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MFA)下成功完成配额,以及中国成功提升了国民收,孟加拉国的经济也从中美体系中获益。孟加拉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纺织品生产国,使这个国家免于堕为失败国家,消弭了滋生世界最多的激进“圣战”分子的危险。
  同样,位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似乎一度希望渺茫,国家面临大规模饥荒,六个列宁主义政党剑拔弩张,而最近该国经历了一段堪称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期。孟加拉国及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发展在2000年似乎无法想象。中美共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提升了诸多国家及全球政治多方面的稳定,都放大了美国地缘经济大战略的成功。众多新兴国家内政稳固,为美国节省了数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中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持续扩展,能够节省未来在北非、中东和中亚的万亿美元军费开支,然而新世纪的发展动向却危及了这些好处。
  2.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
  上文提到的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兴起,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生产的全球化,也就是供应链的全球化,使得西方国家从事高价值的产业,而新兴国家从事低技能、低利润的产业。在这一阶段,生产流向亚洲,产品流向美国和欧洲。生产的全球化使发达经济体从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转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诸如毛巾、袜子这一类低附加值的产业生产转移经历了数代的演变:这类产品最初在美国北部制造,然后转移到美国南部,再转向日本,接着转向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再到其他东南亚国家,然后是中国。目前转移到了孟加拉和非洲。
  由于中美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迅猛,结构变化剧烈,对其进行调整一直面临巨大的压力。国内政治博弈加剧了压力。美国制造业岗位自1947年以来稳步下降,这是全球制造业岗位下降的一部分,而且近期中国的制造业岗位下降速度远快于美国。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工业人口下降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这与早先农业人口的下降如出一辙。正如十几年来的研究所表明,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技术进步和组织效率提高,降低了对体力劳动的需求,这是就业人数下降的主因。每七个“失去”的工作中只有一个是全球化造成的,而中国只是这种全球化影响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将制造业工作的“丢失”归咎于中国,而不是承担起帮助失业工人进入服务业工作这一艰巨而所耗靡贵的任务,更符合两党的利益。在朱镕基当政的十年里,中国制造业岗位减少了4500万,而美国十年来制造业岗位减少最大额约为300万,但中国在帮助工人方面更加积极主动。
  另一种干扰策略是关注贸易逆差。将制造业生产线向较贫穷国家转移,会使转出国产生贸易逆差,但这种逆差并不能用来衡量制造业转移的相对经济得失。恰当的衡量标准是“附加值”。例如,在贸易平衡中,从中国出口一件运动外套到美国,会导致美国贸易赤字增加450美元。但是前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瑞士人帕特里克·劳(Patrick Low)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件同样的运动服,中国只赚取5%的收益,基本上是缝制运动服的劳动所得,而84%的收益流向了美国,主要被设计、融资、营销部门包揽了利润。
  重要的是,生产全球化的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时了,然而大多数西方现行政策都是在回应这个已经行将就木的趋势。正在兴起的第二阶段是消费全球化,亚洲正成为全球消费的重心。这一阶段自然演化下去,最终西方结构性贸易逆差将消失,会出现高度复杂的生产分工,而不是生产向亚洲的单向转移。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购买国。电影、艺术、服装、音乐和其他行业,已经在适应这个新时代。在太平洋两岸货物双向往来的时代,持保护主义立场的西方政客会牺牲本国经济的未来;如若没有获得亚洲市场的完全准入,没有一家全球公司能够生存下去。
  3.失去航向
  经济全球化中的第一阶段(日美阶段)与第二阶段(中美阶段)创造了全球的经济奇迹,但紧随其后的却是滑向传统的零和地缘政治博弈的重大倒退。战后的基本环境没变--通过不寻常的高速经济增长实现国家稳定、建立互利的国际环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以及毁灭性军事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的政治-军事竞争往往两败俱伤。但国内政治却导致了滑向传统地缘政治的倒退。
  纵观整个亚太地区,对社会崩溃和苏联权势的恐惧,推动了该地区曾经对经济增长的痴迷逐渐转变为傲慢、自满,并寻求其他途径来提升国家尊严、扩大影响力。
  在日本,与执政的自民党相关的五大传统利益集团基本上控制了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国家的资源被挥霍和错误分配。例如,在建筑团体的游说下,与加州面积相当的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常规支出比整个美国都多;建筑团体的游说还导致核工业部门在不适当的地点、违法违规地建造了福岛核电站;曾经通过全球化寻求最佳生产经营方式而创造奇迹的经济体,如今逐渐固步自封。保护主义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日本世界领先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公司成为无法进化的“加拉帕戈斯行业”(Galapagos sectors)(即在孤立的环境下,独自进行“最适化”,而丧失和区域外的互换性),被苹果、三星及来自更加开放、竞争更为激烈的中国新兴企业所取代。因此,从1975年开始,日本的经济增长逐渐放缓,之后的人口下降更恶化了经济形势。
  这使日本飘摇不定,关于身份与尊严,日本唯一连续的策略是由右翼民族主义者提出的,他们主张重写日本20世纪30、40年代的历史,逐步重建军事力量,使日本的政治实践和宪法朝着战前时期更加专制的方向发展。为了重写历史,日本政府在国内及与邻国的关系中付出了沉重代价。在重建军事力量方面,日本政府违背了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而且对《宪法》第9条和平条款的“重新解释”,已经超越了重新解释的范畴,明显违背了原意。
  这样的日本政府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拒绝了所有的合宜妥协,在与中国就东海问题进行谈判时,采取了特别强硬和不妥协的立场,其声索的海域面积是中国声索面积的两倍,并且率先开展造岛行动,把远离本岛数千里外的一块狭小礁石(冲之鸟礁)建成一座人工岛,声称该“岛”周围水域为“领海”。随后,中国也采取了类似做法。极右势力为了巩固基本盘,鼓动募集资金购买钓鱼岛。2012年,由于缺少执政经验,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民主党政府打破了40年来在该岛屿上与中国达成的谅解,也无视美国的反对,从私人手中购买了钓鱼岛。尽管购岛并不会改变该岛的法律地位,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行为,导致其陷入与中国危险且毫无必要的争执之中。
  美国政策的变化更加显著。在20世纪晚期,国会无情地压缩了经济与外交预算,同时却慷慨地拨付给军方资金时,使印度尼西亚成功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建设项目逐渐减少。因为预算约束加大,国务院不得不停止了之前对外交官们提供的对当地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大量培训。之后,在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所有外交高层人士--国务卿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副国务卿理查德·阿蒂米奇(Richard Armitage),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曾任国防部长、外号“沙皇”的总体外交政策操盘手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都有着鲜明的军工背景。奥巴马时期,继续倚重军队。更加讽刺的是,随后上台的特朗普提出取消援助项目,对国务院预算的削减超过30%,却提高了军事预算。
  尽管傅立民(Chas Freeman)等战略思想家悲切地进行呼吁和恳求,但国家战略被削减成军事战略,做补充的也是几乎无效的各类经济制裁,这种变化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悄然发生了。政治学家拒绝回应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战略收益矩阵的历史性转变--好像它们自二战以来就没有发生变化一样。一提到经济的战略作用,大多数政治学家都会贬斥你在倡导所谓“相互依赖带来和平”这一站不住脚的理论。如果将经济作为现实主义战略的核心,那么将会打破现有的学术“藩篱”,是无法被接受的。
  中国最近也偏离了之前成功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中国逐渐将海洋领土主权的声索作为优先事项,与先前政策明显不同--此前中国在处理陆上领土争端的问题上,都采取了让邻国满意的政策。尽管军力建设在国家预算中占比有限,但增长速度之猛已经让美国和中国的海上邻国感到不安。中国对海洋领土的主张与邻国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中国的规模及新增的强大军事能力已引起大部分邻国的担忧。虽然中国对于领土的诉求与邻国菲律宾大致无二,但当一个大国的行为举止像小国一样时,地缘政治将会产生动荡。至少目前,中国对邻国的领土诉求置之不理,加上外交部宣称小国需要在与大国相处时有自知之明,似乎展露出一个傲慢的大国形象。使用经济手段(限制稀土对日出口、禁止从菲律宾进口香蕉、限制韩国企业在中国经营、限制国民前往特定国家旅游等)表明其相信邻国受到经济胁迫,将在主权问题上做出妥协,尽管这种想法可能是被误导的。
  日本、美国、中国这三个国家的国家政策之所以发生转变,并非国家战略计划考量的结果,而是国内政治的产物。在日本,保守、反动的经济利益绑架了国家政治,导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变得不可能。在美国,军工集团比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AID)有更强大的游说力量。在中国,内政问题迫使国家领导人屈服于来自军队的民族主义诉求,并通过强化民粹爱国主义来巩固领导地位。胡锦涛是一个弱势的领导人,特别容易受到军事经验不足、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软弱的指责,因此不得不采取强硬行为。就像我在自己的新书《中国成功的危机》(China’s Crisis of Success)中所论述的那样,习近平的经济改革和反腐运动几乎触怒了中国的每个重要利益集团,因此军方的支持对于他维持权力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件轶事可视为中国国内政治困境的一个缩影。2004年底,在一次午餐会上,中方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表示担心再次发生一件类似于2001年撞机事件那样近乎灾难的事件。当年,一架中国喷气式战斗机和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在海南岛上空相撞。由于冲突发生时,布什新政府刚刚开始配备外交政策领导层人员,中国人不知道谁将成为政策制定者。因此,他们发现很难管控危机。我们一致认为,在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开始,避免这种可能干扰两国关系的冲突十分重要。因此,在白宫鼓励下,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兰德公司举办了会议,邀请中国首屈一指的外交政策专家,并让他们与美国亚洲政策的所有核心决策者会面,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国务院(State)、财政部(Treasury)、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等。
  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主任韦德宁(Dennis Wilder)批评了中国即将出台的《反分裂国家法》(Anti-Session Law),该法律规定如果台湾企图独立,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是合法的。一位来自上海的专家打断他说,“好吧,丹尼斯,我参与了《反分裂国家法》的起草,所以让我来告诉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的国家并不是唯一面临国内政治压力的国家。我们的领导人因过于软弱而面临压力。我们必须通过这项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们对台湾的一贯政策是什么,这个新法律并没有改变任何事。在我们通过了这个象征性的法律之后,我们将去做你们所要求的那些积极事情。”而事情随后的发展确实如这为专家而言。
  主要大国认为对方的战略正在变得咄咄逼人,这其实是一种误读。美国认为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在“国际”上具侵略性,但实际上它在国内只是具有防御性。中国的领导人与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是一项针对中国的、具有侵略性的遏制政策。相反,该政策旨在将领导曾的关注点、外交接触行动和小规模军力进行合理的再平衡,转移到地区优先事项上,以更适应美国的实际利益。日本领导人认为其修正主义的历史观只是一场国内的政治游戏,与别国无关,但是韩国和中国认为这是日本为危险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作出的辩护。以上所有的决定看起来都相当微不足道,然而它们实际上也都偏离了各国迄今为止的成功战略,随着这些问题不断累积到一定程度,零和的军事逻辑开始取代互利共荣的经济优先地位了。
  三、第三阶段:“一带一路”倡议
  在日美和中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起飞阶段,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实现了持续的繁荣与国内稳定,获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然而,世界上重要的相互关联地区--中亚、中东、北非大部分地区以及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然处于相对隔绝之中。正如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1971年后的孟加拉国及处于饥荒中的埃塞俄比亚,这些地区有大量贫困且愤懑的民众,他们极易受暴力极端主义的影响。
  就像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东南亚地区的激进“圣战”运动与毛派运动一样,这些运动经常受到军事遏制和军事镇压,但仅凭军事镇压只能使它们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并扩大冲突。“圣战”主义曾在印度尼西亚肆掠,如今日的中东一样激烈,经济发展逐渐消弭了它。对全球稳定构成更大威胁的毛主义,已经永久地消亡了,不是因为军事镇压,而是如今的中国家庭与社会利益紧密捆绑;除了足够的食物、住所和教育,实际上,如今拥有家庭住房的中国家庭比例要高于任何其他国家。
  在世界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政策,包括伊斯兰文化区,从韩国到印度尼西亚到孟加拉国再到埃塞俄比亚,对中东却是软弱和无效的。那些相信军事镇压能起效的,则缺乏更为广阔的经济与社会战略视野,忽视了21世纪初期的整体经验。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赢得一场又一场的战役,但却不能赢得战争本身。值得注意的是,高级军事将领极力主张强力外交和动用经济手段。问题不是出在军方,而是由于缺乏更为宏观的战略视角,以及美国国会不愿向军方之外的部门提供资金。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以前被称为“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从广义上来说,是始于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并在在美日、中美合作阶段得以持续,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政策在逻辑上的延伸。两者的逻辑是一致的:通过建立相关机制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推广共同标准、解决冲突以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能推行成功,各种意识形态都会基于切身利益的需要而妥协退让。各国领导人会发现,就像历史上的韩国、台湾、新加坡、印尼和中国的领导人一样,通往国家稳定、安全、荣耀和巩固自身政权之路,最重要的应该是经济发展。他们的国家战略就是在朝鲜道路与韩国道路之间做选择,选择韩国道路的国家将获得成功。
  “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建立在民主理念上的,这一特征使其遭到强烈反对。然而,韩国、台湾、印尼和新加坡在最初几十年间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安全,并不是通过民主来实现的--他们在威权领导人的统治下,取得早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使后来的民主化成为可能。像菲律宾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美式民主建设行动发挥到了极致)证明了民主使落后国家实现增长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采取民主制的印度,甚至泰国,从来没有像威权统治下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那样使自己的人民受益。拥有家庭住房的中国家庭数量是印度能用上厕所的家庭数量的两倍。毛主义在亚洲的失败表明,民主不是实现经济增长、消解极端意识形态、稳定国家和本区域的必要条件。美国冷战的胜利需要实用主义,而全球其他区域的稳定同样也需要实用主义。(当一个国家处在较高的发展水平,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坚的时候,民主才能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以及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但仍有一些西方国家还在不切实际地强调民主。)
  第二个反对意见是,中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才设计了“一带一路”倡议,例如为国有企业提供项目,出口过剩产能。但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能实现更广泛的目标,这也并非不可接受。美国的冷战和后冷战政策也承载着美国特殊的利益,但也同样为世界做了贡献。
  当然,这些政策的成功将增强中国的实力和威望。确实如此,但是如果这些政策能帮助关键地区避免战争的爆发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恐怖主义扩张,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与纯粹的军事领域不同,中国的收益并不必然造成美国的损失。中国正在建设的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类的机构,专门按照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想契合的方式进行设计。(美国最初反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基于亚投行的建设标准不高的假定,现在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失误。如果继续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破坏或推翻西方秩序和西方标准的行为,美国将重蹈覆辙。)的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将影响全球经济机制的演变,但华盛顿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不管通过何种方式,中国都将影响全球经济机制的演变。如果美国国会早些认识到这一点,并接受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改革,当中国建设起资本状况良好的机制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的影响力也将大得多。
  如果国会和行政部门的一些成员继续对中国的影响力上升抱有敌意,世界其他国家都认为美国为了捍卫权力而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么华盛顿将面临丧失影响力的巨大风险。这是国会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化资本和治理改革所导致的结果,如果华盛顿说不出国际普遍认可的理由而回避“一带一路”倡议,华盛顿也将面临这种不利后果。就连对中国政权并不感冒的日本首相安倍,也对“一带一路”倡议表达了兴趣。即将签订的中欧贸易协定、并允许中国购买欧洲重要港口和其他设施,表明欧洲愿意与中国合作。如果美国反对“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误判影响可能只是美国被更大程度孤立的前兆。如果美国不加入其中,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制定标准。
  反过来看,尽管中国极力否认,但最终会意识到军事力量是成功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所不可或缺的。巴基斯坦已经给中国带来了教训。任何收益都会受到“圣战”和反对派的怨恨、破坏和攻击,就像当年亚洲国家通过西方主导的开发行动稳定自身就会受到毛主义者的攻击一样。美国可以与中国合作,发挥潜在的军事领导角色,或者袖手旁观,等待暴力活动阻碍项目发展时,看中国最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潜在的致命威胁有其不同之处:激动人心的发展前景可能只是一场梦。这一倡议需要庞大的财政资源,但是中国在经济增长放缓和财政紧缩时代提出的许多计划都存在一定财务层面的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应是一个商业计划,而不是一个援助项目,但有谁相信能在巴基斯坦找到价值460亿美元并且信用可靠的项目?虽然这一数字是十年所耗的总和,但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相信,其中一半的钱将“打水漂”。如果“一带一路”倡议变成与经济无关的军事计划的幌子,就像在斯里兰卡发生的那样,那么经济效益将被削弱,国际上的反对也将增加。中国领导人希望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项目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国有企业改革蹒跚不前,可能意味着它们难以提供资金或完成任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在很多方面都是由国有企业所主导,它们太急于做交易,就跟此前在非洲的西方公司一样具有掠夺性。中国与邻国日渐升温的领土争端,可能导致邻邦拒绝合作,一些国家的铁路项目已经引发了地缘政治担忧。几乎所有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发项目的主要目标国都认为美国是它们自身主权的支持者,但几乎所有的中国邻国,从韩国到日本乃至印度,都认为中国是它们主权的挑战者,这将抑制经济合作,削弱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领导地位。同样,当前中国政府将维吾尔族穆斯林投入再教育营,会疏远许多“一带一路”倡议目标国的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合作。近年来中国利用华侨影响当地政治的行动,惹怒了东道国,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狂妄自大可能会葬送“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至今仍避免面对一些问题,但为了成功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愿景,中国必须做出艰难抉择。
  “一带一路”倡议的失败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为中美之间的联合计划,或者推动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进行平行竞争,那么对美国而言更加有利。目前该倡议已取得一些积极发展。日本已经表示有兴趣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同时在区域电力系统的竞标中,它也经常击败中国。合作和竞争都促进发展,取得成功。华盛顿已经表示,它将通过重新实施一些经济计划来参与竞争,但到目前为止,行动很小,而且是回应式的,缺乏更长远的战略眼光。
  美国必须在其迄今为止的成功的国家战略中,恢复经济的重要角色。它必须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是美国七十年以来成功政策在逻辑上的延伸。它必须努力接受,并承认中国将对全球经济机制的未来产生强大的影响;它必须引导而不是抵制潮流。虽然中国在实现这一愿景时,将受益匪浅,但“一带一路”倡议最终是美国愿景的一个变体。对美国和欧盟而言,该项目若成功,各国受恐怖主义和内战侵扰的可能性越小,就可以节约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国家安全开支,挽救更多的生命。经济效益将严格与国家参与程度及参与公司的效率成正比;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公司在大多数领域优势显著,并将受益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竞争性参与将迫使“一带一路”倡议在支持其他国家的发展方面提高标准。
  几十年以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将解决美国及其盟国今天所面临的最难以解决和引发分裂的问题。尽管美国一直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军事镇压,“圣战”主义爆炸式扩张宣告了美国的失败。如果美国介入“一带一路”倡议失败,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建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在非洲的教训已经显而易见:当中国以共同的发展愿景与48位非洲领导人接触时,而美国主要以非洲司令部和海豹突击队来处理非洲议题,中国胜出。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联合盟国与中国合作,塑造“一带一路”倡议的走向并使之成功。尽管既不能保证该倡议能克服上面提到的挑战,也不能保证中国和西方在一些尚未解决的冲突上最终没有分歧,但如果所有的主要参与方都对项目成功有着强烈的兴趣,那么该倡议的前景将大为明朗。命运将青睐那些认识到二战后国家战略必须以经济为核心的国家和现实主义者,这种方式将以互利的方式吸引所有的权力方。而那些以零和军事意识定义其战略的国家,其国际地位将下降。
发布时间:2019年05月07日 来源时间:2019年05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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