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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

作者:   来源:吃瓜和围观  已有 539人浏览 放大  缩小
  叙拉古之惑案:乔治·凯南化名“X”在《外交政策》1947年7月号发表一篇著名的《苏联行为的根源》,凯南在文提出了著名的“遏制”战略,深刻的影响了美国对苏政策的改变,可以说,凯南是当之无愧的美国冷战首席战略规划师。
  或许今人,尤其是中国人在读到凯南对于苏联意识形态和统治手段的描述时,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但是如果从知识考古的角度而言,凯南一文是在苏联间谍在美国朝野大行其道,美国在舆论上还保持着二战盟友的观念惯性的时刻。我们就不得不对凯南的观察报以重视了。
  今天再来回顾《苏联行为的根源》,我们必须意识到它背后所具有知识史、观念史意义。尤其是重温凯南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川普的现实主义外交的逻辑。
  为了增加本文的阅读效果,特别选取了沈诞琦《一封长电报》一文关于乔治·凯南的生平介绍。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美国驻苏联外交使团临时代办乔治·凯南(GeorgeKennan)卧病在床。使团的大使正在办离任手续,凯南暂时顶替大使处理华盛顿发来的电报。当天他需要答复的一封电报是财政部询问驻苏外交官,为什么苏联人不想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八个月来这样的电报司空见惯:战争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高层谈判没诚意;外交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不想援助欧洲战后重建。在一九四六年的美国政界看来,苏联仍是坚定的盟友和伙伴,虽然几个月来似乎在闹各种小脾气。当然,没人指望驻苏外交官能对这些让人烦心的小脾气发表真知灼见,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办事员:参议员访苏他们负责安排行程,杜鲁门想和斯大林捎口信他们负责填表。在华盛顿的各个部门政策早就制定好了,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个电报给莫斯科的使团,等着这边例行公事地回两句话,彼此走个形式,然后上交杜鲁门的总统办公室。
  乔治·凯南在床上读完财政部的电报,叫来秘书多乐茜·海斯曼小姐( DorothyHessman)草拟回复。他正在发烧,重感冒引起鼻窦发炎、牙龈出血,在二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他疲于奔命、碌碌无为。不出意外的话,时年四十二岁的他再熬几年将凭着老资历被派到无关痛痒的欧洲小国当个大使,然后退休回国颐养天年。他盯着多乐茜的笔看了一会儿,“今天可得让你的手受罪了”。于是他哑着嗓子口述了一封八千字的回电,篇幅之长让习惯了上司谨慎作风的多乐茜大吃一惊。
  这封著名的长电报通过分析俄罗斯的民族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马克思主义为何首先在苏联大获成功等深层问题来判断苏联对外政策的逻辑,进而指明美国对苏政策的正确方向。它在历史上首次明确揭示了,虽然苏联人民是和平而友好的,可是苏联由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诸多原因而不得不选择削弱资本主义的立场。但是,与纳粹德国相比,社会主义苏联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意识形态上说仍是一个弱小的力量,绝不会冒险扩张。电报因此判断,正确的美国对苏政策应该是:放弃继续在国际事务上与苏联合作的天真幻想,通过媒体教育美国民众了解苏联的真相,致力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不让苏联有可趁之机,援助欧洲各国战后重建。
  在这封著名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开头,凯南为电文的罕见长度作出了解释:财政部的垂询涉及到几个十分复杂、十分精细、跟我们的惯用思维十分格格不入的问题,同时对当前国际环境的分析也相当重要。如果我把我的回答压缩得很短,将会造成过于简单化的危险。
  这短短两句话也许比让他名垂青史的八千字电报更能概括凯南的一生,可是凯南厌恶概括、总结的简单手法。这位处事谨细的外交官毕生都在抵抗“过于简单化”。对外,他努力纠正美国国家政策制定上以“主义”、“信条”先行的风气;对内,他是个滔滔不绝的独白剧演员,一刻不停地自我分析和分析世界(这两者或许对他是一样的),几十年不辍地记下翔实的日记。他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一千页自传(Memoirs: 1925-1950,Memoirs: 1950-1963)是这个时代少数值得一读的自传作品。极少有人能如此耐心地站在自身之上观察自己、审判自己,也极少有人像他那样仅仅靠着敏悟的思辨从自己所能接触到的琐碎小事中预测出历史进程。
  如果凯南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那年没有报考外交部,他广阔而细腻的内心也许会迫使他成为普鲁斯特式的作家——那种可以从平凡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开始讲述一生的作家。在凯南自传的开始,他写道:“我处在……一个特别地、亲密地属于我的世界,很少被他人分享、甚至被获知……”可见,为凯南这类人立传的尝试很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唯一影响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即便他的政治生涯是如此戏剧性地被几次重大的冷战事件所定义。冷战史学家尽可以说:“凯南的长电报导致了杜鲁门主义。”“凯南是马歇尔计划的核心策划者。”“凯南的X文档定义了美国冷战外交上的‘围堵策略’。”这些陈述句都是事实,可是却恰恰体现了华盛顿的决策圈是怎么“过于简单化”地误解了一个卓越的政治家。那么让我们暂时抛下一九四六年二月的这封“长电报”在华盛顿激起的干层浪涛,越是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越是曲解了凯南本人和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对于一个普鲁斯特式的敏感灵魂,最好的阐释是找到他的那块“小玛德莱娜”点心。
  一
  威斯康辛州圣约翰军事学院宿舍清晨六点响铃,十分钟后全体学员列队点名,十五分钟后他们回寝室叠被子理房间吃早饭。毕业班学生乔治·凯南和大家一样集训、长跑、野营、欺负新兵;和大家一样在准许外出的周一下午去偷苹果、打雪仗,和大家一样嘲笑普通中学的男孩过分柔弱放纵;和大家一样在自习室的长桌上写作业——却在课本里夹了一本小说: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天堂的这一侧》(This Side of Paradise), 这便是他的“小玛德莱娜”点心。预备中尉乔治’凯南偷偷摸摸地读着——午夜过后很久普林斯顿的塔楼和尖顶仍可以看清——星星点点有几盏晚灭的灯 然后,突然从清澈的黑暗中传来钟声。这里的一切是无穷尽的梦:往昔的精神滋养了新的一代,从混乱不羁的世界中被挑中的青年仍然浪漫地汲取着死去的政客和诗人犯过的错和忘记的梦。这新的一代,是叫嚣着陈旧的呼喊、学习着过去的信条、虚度想入非非的悠长日夜的一代;是注定最终要进到肮脏而灰色的乱世去追寻爱情和骄傲的一代;是比前辈更害怕贫穷更渴望成功的一代;是在成长的岁月中意识到所有的神明都死了、所有的战争都打完了、所有人类的信念都站不住了的一代……
  这样的一代!凯南拼命克制着激动的泪水,这么骄傲又这么绝望的一代,他也是这样一代中的一员!可是……为什么他还没有体验到任何骄傲、任何绝望?他用眼角的余光环顾四周,这些循规蹈矩的同伴们体验到了吗,哪怕零星的激动,哪怕从遥远的黑暗中传来的钟声?他十六岁,瘦高个,已经从刚入校时的下士层层晋升为预备中尉。他生于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近郊,出生三天后母亲去世,父亲是税务律师,时年五十二岁,不久再娶。他很自然地以为自己的出生导致了母亲的死,并从懂事起一直活在强烈自责之中。直到青春期的尾声,父亲才偶尔想到向他解释母亲并不是因为难产而死——不是为了安慰他,而是这件事恰好在某次谈话中被他父亲想起来了。这个解释来得太晚,沉积多年的负疚已经塑造了他神秘内省的性格。现在的读者看来,为父如此冷漠疏离的态度简直荒谬,可这在凯南的成长中却一再重演。
  外面的世界这时已经迈人工业革命之后的观念革命,而在闭塞的美国中西部,维多利亚时代僵硬做作的风气硬是延长了半个世纪。一切的行动都是出于天父规定的职责,而一切的感情都是体液失调的疯狂。所有都是“应该”怎样,而非“想要”怎样:用餐时间应该安静、室内应该缓步而行、周日应该去教堂、孩子不应该向大人提问……游戏和喧哗常年禁止,谈话总是从宗教开始又以宗教结束。父母在固定的座椅上看报做针线,孩子们呆坐在幽暗的楼梯下冥想着一堆混乱的概念和幻影。为本来就迷雾重重的童年再添上一层宿命论调子的是一位同样叫作乔治‘凯南的远房亲戚,这个家族至今唯一的名人,与小凯南相差六十岁,却不仅同名同姓,还恰在同月同日生。这位探险家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度过了一生最重要的时光,把流放地看作是俄国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融合的突出特征。一八七O年出版的《在西伯利亚的帐篷生活》(Tent Life in Siberia)和一八九一年出版的《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Siberia andthe Exile System)是美国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和地理的开端,在美国国内影响广泛。老凯南膝下无子,于是当归乡还家的老探险家得知有这样一个同名同姓的小亲戚,他怀着奇异的父爱写信给小凯南的爸爸:“你有一个和我同名的儿子。当他长大到可以读懂我的文章,如果我性格或者经历上的某些东西能够传到他的身上,这对我将是极大的满足。”不久后,两位乔治·凯南见了平生唯一一面,虽然两位凯南都很期待,但可想而知八岁的稚童实难与六十八岁的老人有实质的沟通。在这次冷清又尴尬的会面后,小凯南寄去一封幼稚的感谢信,老凯南的妻子读完信后断言:“任何写出这种愚蠢信件的小孩肯定一辈子没出息。”可是她的预言错了,小凯南的一生将戏剧化地处处回应着老凯南的经历。这个沉静木讷的孩子此时已经悄悄地把这种同名同姓同月同日的巧合当作强大的暗示,他想追随这位探险家的人生胜过追随自己的父亲。
  不过,这命运的巧合对当时的孩子来说只是一个很朦胧的鼓励,他对自己发誓,让自己加油,却不知道如何做才能靠近这个探险家的人生。童年倏忽即逝,一两件畅怀的事夹在一长段拘谨幽暗的岁月里,然后他莫名其妙地被父亲送去了圣约翰军事学院。军校四年,他以为自己毕业后会像别的同学一样加入陆军或海军,而临近毕业他却读到了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天堂的这一侧》,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作者激情昂扬地向十六岁的读者揭示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以感情去决定行动,以经历去修正观念。这本出版一年内就再版十二次的青春小说在东部的大城市已经成了少男少女风行的谈资,而在威斯康辛州闭塞的小镇里它仍然鲜为人知。是一位英俊的英文老师把这本书介绍给同学中公认的“诗人”凯南,他还介绍给他在当时极富争议的作家王尔德、萧伯纳,还不顾校方的责骂带孩子们去芝加哥看戏,多年后这个品位摩登的老师在抑郁中自杀。暮年的凯南在回忆录里感谢这本书带给他的“激动和顿悟”。激动和顿悟,这恰恰是这十六岁的孩子在之前的生活里所匮乏的。而这一种激动和顿悟在小说里是和普林斯顿大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幽静的校园、哥特式的尖顶、艺术化的课余生活……被小说鼓舞,凯南决定放弃海军而报考普林斯顿。次年春天仓促准备的凯南以最后一名被普林斯顿录取,是圣约翰军事学院中唯一进入东部大学就读的毕业生。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年过七旬的老父给出的唯一建议是“上了大学也别忘记去教堂”。这条陈腐的建议让凯南更加确信自己再也不能从这个脱离时代的老者那里获得有益的教导,他已经迫不及待要迎接大学的新生活了。
  二
  可想而知,一九二一年夏末,年轻的凯南怀着多么高的期望来普林斯顿报到。出租车开到拿苏街和大学路的交叉口,月色将高耸的哥特式塔楼勾勒得和菲茨杰拉德小说里一模一样,这月下的一瞥的确能称得上是“天堂的这一侧”,可校园生活的现实却泼给他一桶冷水。当时的新生寝室按成绩分配,以最后一名录取的凯南被分到了远离校园的一间简陋的寝室,与主学区生活隔绝,更别提经常欣赏哥特式的塔楼了。当时的普林斯顿学生主体仍为富裕的东部上流子弟,与风度翩翩、善于交际的菲茨杰拉德相比,同样来自中西部中产阶级的凯南却为微贱的出身和口音自卑,不知如何与这些比自己高出一等的同学们交往。雪上加霜的是,大一的圣诞节他为了攒够钱买火车票回家过年,去邮局打零工,在暴风雪中挨家挨户递信,结果染了猩红热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几乎死去。当他终于病愈返校,他的同学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个紧密的小团体。没人愿意和这个正在狂补功课、身体虚弱、家境“贫困”的威斯康辛人交朋友。
  就这样,凯南在普林斯顿郁郁寡欢地捱了四年,成绩中等,缺课无数,结交的朋友都是和他同样格格不入的边缘学生,没有参加任何菲茨杰拉德赞不绝口的社交团体,没有体验到菲茨杰拉德所赞颂的“爱情与骄傲”。大学四年他唯一感到些许震动的事,是某回他为了抵抗无益的作业而把学期论文写成了声讨美国大学英语教学八股的檄文,结果居然被老师开明地给了全班最高分。即使这件事也更多是讽刺而非启迪。毕业在即,他失望地总结自己就像刚人大学一样“无知”。在普林斯顿为期三天的毕业仪式中,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他甚至故意缺席了除了授帽礼之外的所有仪式。
  大学毕业就要决定未来的去处。和现在相仿,当时的名校毕业生主流的选择无外乎医生、律师、银行家。在普林斯顿的四年让凯南对美国上流小社会产生了强烈抵触,他甚至因此对整个美国的社会制度都产生了怀疑,希望长期离开美国。正好这年新改组的外交部(Foreign Service)招收外交官培训生,凯南为了远走高飞报了名。他在自传中记述当时的选拔过程,记得自己全然不在意百里挑一的笔试和书面申请,念念不忘的还是最终面试时如何试图掩饰自己的中西部口音,结果反而闹了大笑话。一九二五年末,这个自卑又自傲的二十二岁青年被外交部录取了。
  凯南先在外交学院培训了几个月,然后被派往日内瓦做短期轮转。他对日内瓦的工作很满意,并惊喜地发现,生平第一回,爱自言自语的他因为工作开始关注这个目不暇接的外部世界。一九二七年夏,年轻的外交官凯南迎来了第一个正式职位:常驻德国汉堡的美领馆副领事。外交官的事业往往以地域为界,从西欧起步的外交官很可能一辈子都耗在西欧的大小使馆里。可是,造化弄人,凯南和西欧外交的缘分注定长不了。一九二七年凯南所接触到的汉堡是资本主义试图向社会主义改革的实验场。在这个欧洲最大的港口城市,一面是一战的沉重打击和魏玛政府的无能,一面是层出不穷的新思潮新模式。在这两股势力夹缝中的城市,每一天都像一出情绪过剩思维爆炸的戏剧。
  这些戏剧的片段被凯南记录在日记本上。某个下午,他作为管海运的副领事与水手交谈,看他们辛勤而微薄地劳作。某个晚上,他和一群德国人挤在成人夜校里,听一个小胡子男人朗诵一战的诗歌。在仇恨的语气和备受摧残的眼神中他领悟到,战败是如何摧毁了德国人的信念,却让他们的自尊膨胀。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丑陋的废墟上,民族自尊正催生着一种崭新而残忍的价值观。某个周末,他站在雨中的广场上第一次看到共产主义者游行:一群衣衫褴褛、面黄饥瘦的男人举着被雨水打湿的标语走过……他想象周一这些人又要回到何等悲惨的车间劳作,这一出天真的戏剧注定要走向悲剧的结尾,他哭了。在汉堡目睹的悲惨世界让他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帮不了,冲动之下他写了辞职信,想要“接受更正式的教育”,在更多的知识里寻找拯救悲惨世界的良方。他飞回华盛顿递交辞职信,一位上司让他回心转意:“你不用辞职就可以接受更正式的教育。你想不想进大学学习其他语言中文、日文、阿拉伯文、俄文,任你挑。”俄文!他立即想到了他童年时见过匆匆一面的那个同名同姓的老探险家。此时老人早已去世,可他指向的那条通往俄国的路已经冥冥中注定。一九二九年夏,凯南在外交部资助下入学柏林大学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学习俄语和俄国文化。毕业后,他辗转拉脱维亚、捷克、苏联,工作职责都是对苏政策。
  从二十五岁开始学习俄语到四十二岁从莫斯科发出那封长电报之前,凯南过着平凡无奇的外交官生活,有着平凡无奇的职场烦恼:与上司不合、不受重视,长距离的地理迁徙换得缓慢的晋升。与无足轻重的事业相比,这更是一段私人岁月,到处是隐秘的自足的惊喜。在柏林大学的最后一个五月,他认识了一个挪威女孩。浅发,苍白,修长。安娜莉丝,二十一岁。法语、文学、历史,正在学德语。七月,她坐船回老家宣布订婚的消息,惹得妈妈一顿骂。八月,他坐船去看丈母娘,丈母娘笑呵呵斟上一杯最好的酒。九月,婚礼。坐船去维也纳度蜜月,莫扎特、贝多芬、施特劳斯。坐火车去拉脱维亚赴职。比利时大使招待晚宴,甜点是热腾腾的巧克力酱蛋糕,她吃了一小勺就晕倒了。他慌忙抱着她冲出去,她嘴里还含着那一小勺巧克力。傻瓜,傻瓜,你要当爸爸啦。一个小女孩,格蕾丝,纪念他的亡母。女孩、女孩、男孩、女孩。格蕾丝、琼、克里斯多夫、温迪。
  凯南在几十本日记上翔实地记录了这些私人经历。他还记录下了许多次半公务半私人的旅行:第一次到达西伯利亚,缅怀那位年长六十岁、同名同姓的远征者;乘坐火车去芬兰,在同样冰冷贫瘠的自然环境下,他饶有兴味地目睹从贫穷混乱的苏联驶入富裕有序的芬兰,在葡萄牙的短暂任职,他看到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在每个教堂前划十字,一如虔诚的东正教俄国人。他爱上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并在日记里反复评论他们的作品。存在主义者萨特对日记记录者的批判:过分夸大、不断窥探。不对,这些指责在凯南的日记面前是无力的。只有在这些日记本里凯南才是精确的,譬如,在婚礼当天,他的日记里诚实地记录下自己挽着新妇,却不断想起几年前在登船入舱时擦肩而过的一位胖太太,胖太太头上那顶让人说不出好坏的礼帽……他不留情面地展示着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差异:在身体正在经历人生重要事件时,心灵如何不断地从中逃离而关注细枝末节的小处,记忆不断涌上来,多年前最无关紧要的一个瞬间,此时历历在目。
  可是,当这个细腻的人想把对个人经历记述的高度精确性带到政策分析中去,却被习惯于笼统简单的政客频频误解。理解这样一个复杂人物,最好的办法是看他的行动,可是历史给予他行动的机会是这么少。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因为大使离任,他才能以副手身份发出那封“长电报”。
  三
  回到一九四六年二月那封刚发出的长电报。从资历上来讲,这时的凯南已是美国外交界的苏联问题专家,他是极少数自从一战结束至今持续关注苏联局势的美国人,像他这样亲历大清洗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驻苏外交官已是寥寥无几。可是说实话,凯南并没有对这份长电报寄予多少期望。他之前的外交通报全都石沉海底,拟出八千字电文多少有点逞一时痛快的意味。可是,电报发出没多久,国务院居然一反常态发来回复,表示“赞赏”。海军部长大为赞同,要求所有高级军官仔细阅读电报内容。一周之内,财政部长读了,国务卿读了,总统读了。两个月后,凯南被召回华盛顿,上级认为他的长电报已经“让他能胜任更高阶的职位”,尽管他电报中的观点早在十年前苏联大清洗时期就已成型。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家战争学院( NationalWar College)主管外交事务的副官。这个学院旨在短期培训中高阶军官。长电报在决策层引起的震动迅速被媒体报道,这样一个一鸣惊人的故事颇有一点“美国梦”的情调,凯南被激动的媒体描绘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智者。一九四六年二月的长电报为何在华盛顿激起如此反响?其中除了命运女神的眷顾,还有另一原因,用凯南自己的话来说:“早发六个月,国务院对它嗤之以鼻,晚发六个月,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他只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发了一封合适的电报:当美国政客在苏联问题上屡遭碰壁而困惑不解的时候,凯南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的工作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学术职务,意在观察他能否胜任更重要的行政职务。果然,一九四七年春,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把在战争学院才待了半年的凯南叫到办公室。马歇尔刚从莫斯科回到华盛顿,深为西欧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忧虑。他很赏识凯南的长电报,认为他是现在美国国内能够清醒认清欧洲现状的少数人之一。他告诉凯南原本预计年底结束的教职必须马上中止,要凯南在两周之内组建一个直接向他本人负责的政策研究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从一九四七年五月至一九四八年末,凯南就在马歇尔隔壁的办公室工作。以长电报中所提出的观点,即“美国必须以经济手段援助西欧以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扩散”为基础,凯南在一年半内具体制定了一系列援欧政策,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欧洲复兴计划”),以马歇尔一九四七年六月著名的哈佛大学演讲作为系列政策的启动标志。凯南的长电报是“马歇尔计划”的直接诱因,凯南本人又是“马歇尔计划”的具体起草者,居功至伟。
  在风生水起的一九四七年还发生了一桩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意外事件。是年初,当时的海军部长与凯南私交不错,在一次私人通信中他要求凯南写一篇表达个人对目前国际局势见解的文章。不久凯南便将文章呈上,海军部长大为赞赏,并给一两个至交传阅。几个月后,著名的<外交》(ForeignAffairs)杂志向凯南约稿,凯南征询海军部长能否发表年初写给他的那篇文章。通过政府内部层层审核,文章最终获准发表,可是为了防止凯南的名声引起不必要的舆论波澜,发表时隐去作者真名,署以X先生。谁知文章刚一发表,一位<纽约时报》记者恰好在海军部长办公室里看到了署有凯南真名的原文,于是X先生的真实身份很快就曝光。这时凯南的言论观点在媒体看来无疑代表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X先生文章登时洛阳纸贵,人们咬文嚼字地解读文本,试图从中窥知一二机密。尤其是,凯南文中提到“遏制”(containment)这一不常用的单词,更被媒体认为藏有玄机,是美国对苏政策的核心。舆论的巨大影响又反作用于政府,以致几年内美国政府的政策的确和凯南文中所预测的相仿,“遏制”政策——压制对方影响力但不直接敌对的政策——果真成为美国冷战的政策核心。“遏制”一词此后在美国政坛被反复提及,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美中政策成为美国长期外交的焦点,是否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仍是政界争论的大话题。X文档这一场颇有浪漫色彩的小意外让凯南继长电报后又被媒体想象成了只手推动美国前行的孤胆英雄,X先生美名远播,当时他正在读大学的女儿也被亲昵地称为“X小姐”。
  短短两年内,长电报、马歇尔计划、X文档,凯南极速攀至政治生涯的顶峰。一九四九年六月,在马歇尔哈佛演讲两周年之际,欧洲经济复苏明显(1948年至1952年是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华盛顿举办了一次纪念哈佛演讲的晚宴,出席者有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马歇尔计划参与国的外交使节,晚宴的主要目的是各国官方感谢已于年初退休的马歇尔将军。此时凯南因为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诸多事务上意见相左,已是风光不再。可是,马歇尔还是以老上司的身份找到了凯南,请他帮忙修改一份答谢词,也就是在各国使节致谢之后,马歇尔将军准备说的几句官样话。当凯南把讲稿改好送交马歇尔,马歇尔便顺理成章地请他同赴晚宴——事实上,马歇尔要求凯南修改演讲稿很有可能只是他想要顺势邀请凯南出席晚宴的借口。
  晚宴当夜,烛光盈盈,觥筹交错。各国使节讲完了一大套感恩戴德的恭敬话,马歇尔一字不漏地把凯南修改的讲稿念完,大家举起酒杯向马歇尔祝酒,老将军挺直了腰板,举起酒杯,却没有举向贵宾席那些外交使节,而是“以他特有的不可模仿的亲切”(hisown inimitable graciousness)转向没有资格坐上贵宾席的凯南,以微笑的眼神向凯南致意,确认他看到了自己,再饮尽杯中的酒。
  四天之后凯南收到了马歇尔从弗吉尼亚州家中寄出的手写信:
  亲爱的凯南:我那夜非正式地感谢你为周日晚宴的演讲提供的帮助,我现在想更正式地告诉你我十分感激你为这些事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你所提供的高质量的建议。我觉得你是修改上周日晚宴演讲的不二人选,因为两年前你为最初的哈佛演讲曾做过相似——但是更加重要的——工作。你忠诚的,G.C.马歇尔
  “他特有的不可模仿的亲切”,这几个字中怀着多大的知遇之恩!需知马歇尔并非一个亲切的人。漫长的军旅生涯早已将严峻、冷酷的特性融入他的血液。然而凯南在华盛顿的几年,只有这个与自己极端不同的将军真正倾听了他的建议,真正欣赏了他的价值。与马歇尔共事的一年半中,凯南将一位高级助手的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而马歇尔也成为了美国政治史上最重视下属意见的国务卿,虽然他的政治见解远比之前之后的大部分国务卿更加成熟深刻。马歇尔任内开创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作为长期机构保存至今。可惜也可叹的是,之后所有的政策研究室主任都没有机遇和能力达到第一任主任凯南那样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
  四
  凯南在政治云端的美梦以马歇尔的退休告终。在新任国务卿艾奇逊麾下,凯南迅速被边缘化,并于一九五O年辞职。可是,事实上,早在一九四七年初凯南风头正旺之时,杜鲁门主义的高调出台已经预示凯南对政策制定的理解与华盛顿的既定方针格格不入。
  一九四六年末,英国国内经济衰退严重,导致英国政府不得不暂停对希腊的经济援助。当时,希腊国内左翼势力正在南斯拉夫铁托政权的支援下与政府进行内战,英国对希腊政府的经济援助是阻止共产主义控制希腊的关键。英国突然撤出,希腊危在旦夕。更微妙的是,跟希腊一海之隔的土耳其历来与希腊政局息息相关,且地理上又与苏联接壤,若希腊不保,土耳其恐将连带滑入苏联的共产主义阵营。此时,凯南在长电报中的对冷战局势的分析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共识,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在美国决策层看来已在所难免。可是,作为民主党人的杜鲁门总统这时面对的是共和党占优的参众两院,在国会的共和党人中还有不少孤立主义的声音。如何说服国会投票支持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援助就成了白宫的重要问题。
  一九四七年二月末,尚在战争学院任教的凯南突然被告知,三周后杜鲁门总统将就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对国会演讲,因此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临时小组专门研究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希望凯南去那里主持。于是,凯南与另外几个政策专家日以继夜地赶出了一份详实中肯的报告。谁知临近杜鲁门总统的国会演讲日,凯南才惊讶地发现,国务院最终呈递给总统的定稿跟自己所写的稿子已大相径庭。原来,这份报告已经经过了另一个小组的“润色”,扭曲和强调了原稿中本来并未侧重的内容,以便获得国会多数支持。凯南立即对此表示抗议,可是为时已晚。杜鲁门关于希腊、土耳其问题所作的著名演讲——“杜鲁门主义”演讲——此时已成定局。与凯南对此问题所写的就事论事的初稿截然不同,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鲁门于国会的演讲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渲染。演讲中对冷战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这样几句慷慨激昂的话:我相信,支持自由民族,帮助他们抵抗有征服预谋的少数内部武装分子以及外部压力,必须成为美国的政策。我相信,我们必须帮助自由民族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这些国会喜闻乐见,传播“自由”、“抵抗”旗帜的句子恰恰是凯南所担心的。“必须”、“支持”、“帮助”……单一的土耳其、希腊问题(试想,如果英国人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而撤出,美国根本不会介入土耳其和希腊)在这样的修辞下变成了普遍问题,而美国为土耳其、希腊问题制定的专门政策在这样的语境下也被解读成了美国将要一贯坚持的政策。凯南在长电报中分析了苏联人对国际局势的微妙心理和不敢贸然扩张的原因。面对这样谨慎敏感的敌人,正确的政策理应是避免冲突、特事特办,而不是将某一问题普遍化,在世界范围内与苏联你争我夺。
  这篇基于凯南的长电报却严重背离长电报本意的演讲,果然使国会通过了对希腊和土耳其援助的决议,并在美国舆论界受到好评。可是,这份演讲同时触动了苏联人敏感的神经,并给世界其他国家发去了错误的信号。之后的几十年,朝鲜问题、中国问题、古巴问题、越南问题,一切国际动向都因为杜鲁门演讲而演变成自由民族和社会主义专政的斗争,都不得不迫使美国出面与苏联对抗。杜鲁门自己后悔不迭,曾经试图在多个场合澄清他当年的演讲,可是收效甚微。美苏的紧张局面不断升级,任何初衷友好的举动仍不得不在惶惶的大环境中被误读成敌意。一九五O年,杜鲁门签署了基于杜鲁门主义的绝密文档“NSC-68”,奠定了此后二十余年美国对外政策基本立场,将“被动遏制”转为“主动遏制”,即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交锋。如果说一九四五年五月丘吉尔关于“铁幕”的评论还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忧虑,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这份好大喜功、以偏概全的演讲让美苏双方被迫揭下了克制的面具。冷战正式开始了。
  五
  一九九九年初夏,传记作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前往普林斯顿看望九十五岁的凯南。一九五0年,凯南被迫辞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后,曾先后出任驻苏联和南斯拉夫大使,皆因冷战风起云涌的政治变化而无所作为。仕途上的挫折让他转向学术研究。自南斯拉夫归来,他出人意料地加盟自己年轻时曾痛恨的普林斯顿,成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史学研究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他作为美国政府政策的现实主义批评家,著书不辍,曾分别获得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
  哥特式的尖顶,郁郁葱葱的老树,这片风景如昨的校园,少年凯南曾热烈地向往过,像依附一根救命稻草那样依附过。而青年凯南在这里看清了美国社会的阶级真相,心灰意冷远走他乡。中年的凯南有过春风得意的时光,而最后仍是伤痕累累,从庙堂之高退回江湖之远。江湖之远,可怜可笑,非在桃花深处,却偏偏是这所让他一言难尽的母校。二十岁时这所大学里凯南所厌恶的阶级分化现象此时有多大改观呢?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源此时已有大量少数族裔,一九六九年起也实现了男女同校。可是,毋庸置疑,它仍然是美国名校中最保守、最代表上层白人利益的大学。凯南很清楚这些事实,可是他仍然选择在这所母校度过余生。经受过政界纷杂人际关系的折磨,暮年的凯南已经看淡了在他青年时代难以忍受的阶级不公。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直到生命的终结,这又是一长段如同长电报发表之前那样宁静的私人生活。读书、写作、钓鱼、打高尔夫球。在这片他欢喜又讨厌的校园里,他的孙辈们一个个出生长大。开头的几年,他作为外交官的名声还很响,大学领导曾反复游说他开一两门课讲讲华盛顿往事,他拒绝了,“我不是一个好演讲者。我写文章更好。”这句话说尽了他当初为何成名又为何失败。又过几年,再也没有人打搅他了。
  传记作家加迪斯去普林斯顿拜访的就是这样一个失败的政客、神秘主义者、弗洛伊德信徒、美国政治的现实主义批判者。热爱俄罗斯,痛恨俄罗斯。痛恨美国,热爱美国。在堆满几千本俄国和美国书籍的书房里,传记作家和老人东拉西扯地聊天:威斯康辛、莫斯科、华盛顿,然后两行浊泪突然从老人眼中流出。他说,他想到了契诃夫的小说((草原》。九岁的小男孩叶果鲁希卡被妈妈托付给做生意的舅舅带到远方上学,期望他能跻身上流社会。小男孩和舅舅乘马车穿过大草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去,他只是十分想念妈妈。凯南说,他一直在想象这个契诃夫的小男孩,想象他从马车里仰望星空,试图从天上的星辰里抓住意义。然而星辰以它们的寂静压抑着他的魂魄,孤独在坟墓里等着他。
  凯南说,他过完了叶果鲁希卡的一生。
  二OO五年三月十七日,乔治·凯南在普林斯顿家中逝世,次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头版配以大幅照片哀悼凯南。这样罕见的殊荣,用以纪念这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在短短两年内所作的历史贡献,以及,他被人遗忘的剩余的九十九年时光。
  苏联行为的根源
  Ⅰ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联政权的政治性格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苏联现今领导人从产生他们政治背景的那个运动中继承下来的意识形态和他们在俄国执掌已近三十年的政权的环境。很少有心理分析的工作比弄清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及每个因素在决定苏联行为中的地位这个工作更难的了。尽管如此,为了理解和有效地对付苏联的行为,必须作这样的努力。
  要概括出苏联领导人夺取政权时所带着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观念是困难的。马克思的理论在俄国共产主义版本中总是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作为其理论基础来源的材料是广泛而又复杂的。但是1916年时,俄国共产主义思想的最主要内容可以归纳如下:(a)人类生活的中心因素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它决定社会生活的性质与“社会面貌”;(b)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罪恶的,它必然导致资本拥有者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能充分发展社会经济和公平地分配劳动者创造的物质产品;(c)资本主义包含着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由于资本拥有者阶级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它必然引起革命和使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d)作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必定导致战争和革命。
  其他内容可用列宁自己的话来概括:“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的方面来,……”①应当指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不会自行灭亡。为了推翻摇摇欲坠的制度,一定要有来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后推动力。这种推动力被认为迟早是要到来的。
  在俄国革命爆发以前五十多年中,参加革命运动的人们狂热地信奉这套思想。由于受挫、不满、无自我表现的希望(或急于自我表现)以及在沙皇统治制度的严密控制下选择流血的革命作为改善社会境况的手段此种行为缺乏广泛的支持,这些革命家们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为自己本能的欲望找到了极为方便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他们烦躁情绪、全盘否定沙皇制度下的价值观、追求权力的欲望和雪耻心理以及寻求捷径实现这些愿望的倾向提供了违反科学的理论根据。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义是千真万确、合理有效的,因为这一教义迎合他们那种易冲动,激情感的心理。没必要怀疑他们的虔诚。这是和人性本身一样久的现象。爱德华特·吉本②说得最精辟不过了,他在《罗马帝国的衰亡史》中这样写道:“笃信到欺骗,这一步是非常危险而又不知不觉的;圣贤苏格拉底告诉我们,聪明的人可能为自己欺骗,善良的人可能愚弄他人,人的良心正是处于自我幻觉和有意欺骗的混和的中间状态。”正是带着这一整套观念,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
  应当指出,在整个准备革命的时期,这些人的注意力,跟马克思本人一样③,更多的放在击败竞争对手而非今后社会主义所采取的形式上,在他们看来,前者先于后者。一旦掌权,他们对应该实施的纲领的看法很大部分一上是模糊的、空想的和不切实际的。除了工业国有化和剥夺私人大资本外,没有一致的纲领方针。他们对待农民的办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不同于对待无产阶级)在俄国共产主义思想中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问题,在共产党执政的最初十年中,一直是一个引起争论、举棋不定的问题。
  革命后最初一段时期的环境一一内战、外来干涉以及共产主义者仅仅代表着俄国人民中极少的一部分——这使得必须建立独裁政权。“战时共产主义”和过急消灭私人生产与私人商业造成了不良的经济后果、招来了对新生政权更多的敌视。暂时缓慢俄国的共产主义化过程是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减缓了某些经济困难,达到了一定目的。然而它也表明,“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总是设法从政府放松政策中谋取好处,如果允许其继续存在的话,他们始终是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强大的反对力量与竞争对手。个体农民的情况也类似,尽管力量很少,他们亦属私有生产者。
  如果列宁在世的话,为着俄国社会的最终利益,他或许会以伟人的气魄调和这些相冲突的力量,当然我们不能确定他真的会这样做。即使列宁会这样做,斯大林及其在争夺列宁继承权斗争中的追随者们也不会容忍他们所凯觑的政权下存在着竞争的政治力量。他们的不安全感太强烈了。他们那种特有的极度强烈的狂热性和戒备心理与盎格鲁——撒克逊的妥协传统格格不入,使得不可能实行长久的分权。从孕育他们的俄罗斯——亚细亚世界,他们形成了对于竞争力量长久地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极度怀疑的心理。由于轻信自己教义的正确性,他们总是坚持竞争力量或屈从我或被消灭。共产党之外的俄国社会本身并不僵化。人们的任何形式的共同行为与组织皆受党的操纵。在俄国,不允许存在其他具有活力与感召力的组织。只有党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除了党之外,便是无组织无目的的杂乱的群众。
  苏联党内,情况亦如此。党员群众虽然可能参加选举,参与制订、讨论和执行政策,但是他们参加这些活动时并不是从自己的意愿出发,而是要仰上级党的领导的鼻息,揣摸“指示”的含义。
  应当再次强调的是,这些人搞专制主观上或许并不是出于个人的目的。他们无疑相信——并且很容易这样相信一一自己知道什么是于社会有益的,一旦权力获得稳固和不可改变的地位,就会努力为社会谋福利。为了达到权力稳固的目的,他们不顾上帝规条与人类道德;不择一切手段。只有等到他们觉得安全时,才会开始考虑如何使信赖自己的人民过得幸福与舒适。
  关于苏联政权最突出的环境即,迄今为止,该政权的政治巩固过程尚未完成,克里姆林宫的人还深陷于巩固和强化他们在1917年所获得的政权之斗争中。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对付俄国内部的反对势力,但也有对付外部世界的意图。因为意识形态教导它们,外部世界是敌视苏联的,最终推翻境外的政治势力是他们的历史使命。俄国的历史与传统支持了他们的这种认识。最后,他们自己挑衅性的不妥协行动惹来了外部世界的反应。于是他们,用吉本的另一句话来说,又被迫应付自己所挑起的敌对行为。通过把外部世界描绘成自己的敌人从而证明自己正确,这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无可否认的特权;因为如果他经常地、反复地这么认为并将之作自己的行为基础,那么他必定是正确的。
  由于他们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的特点,苏联领导人从不承认敌对他们的行为含有合理的、正义的因素。这种敌对行为,从理论上说,只能来自反动的、顽固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只要官方承认俄国尚存资本主义的残余,这就可以被当作维持独裁政权的原因。但是,当这些残余开始逐渐消失,独裁政权之合理性就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而且当官方正式宣称这些残余已被最后清除之后,其存在之合理依据就完全丧失了。这促使苏联统治集团采取新的手法,因为俄国已不存在资本主义,同时又不允许处于其统治下的人民自发产生的严重的与广泛的异己力量之存在,这样就有必要通过强调国外资本主义的威胁,为继续维持独裁制度提供合法依据。
  这种做法很早就己开始。1924年,斯大林特别指出,维持“镇压机关”(主要指军队和秘密警察)是因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有被干涉的危险和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根据这种理论,从那时起,俄国国内的一切反对力量均被描述为敌视苏联政权的国外反动势力的代理人。
  同样地,他们极力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根本的对抗这一共产主义观点。
  许多事实证明,这是毫无根据的。由于一方面国外确实存在由苏联哲学与行为所引起的敌视心理,另一方面历史上某些时候军事强国特别是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和日本确实有侵略苏联的计划,真实的情况被掩盖了。但事实上,莫斯科强调面临着外部世界对苏联社会的威胁,并不是因为真有来自国外的敌视的现实,而是为了给维持国内独裁制度制造借口。
  因此,维护苏联现政权即在国内建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由此而来的编造外国敌视的神话,这一切决定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联政权机器的特征。未能适应上述目的的国内机关逐渐被裁减与取缔,反之则不断膨胀。苏联政权的安全是建立在党的铁的纪律、无所不在和严厉残暴的秘密警察以及牢固的国家经济垄断的基础上的。苏联领导人得以对付竞争力量以求得安全的“镇压机关”,很大程度上成了人民(他们应当服务的对象)的太上皇。今天,苏联主要政权机关的任务是完善独裁制度和在民众中维持这么一种观念,即俄国处于包围之中,敌人就在城墙下。组成权力机构的上百万官僚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人民中维持这种观念,否则他们自己就是多余的了。
  从目前看来,俄国统治者不会取消镇压机关。建立专制政权的过程己经进行了近三十年,这在当代是空前的(至少从范围之广这一点来说),它除了引起国外的敌视外,亦导致了国内反抗。警察机关强化的结果,是使反对政权的潜在力量越来越强大与危险。
  俄国统治者决不会放弃他们借以维持独裁政权的神话。因为这个神话己成苏联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比单纯的意识形态力量还大的纽带,它己深深地嵌入苏联思想体系之中。
  Ⅱ
  前面谈了这么多的历史背景。那么它是如何反映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联政权的政治性格上呢?
  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尚未被放弃。他们仍然坚信资本主义是罪恶的、必然要灭亡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促使资本主义灭亡,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们更多的强调关系到苏联政权本身的一些观念上,即作为黑暗、误入歧途的世界中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地位及其内部之权力关系。
  在这些观念中,首先他们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固有的对抗。我们己经看到,这个观念是如此之深地嵌入苏联政权基础中。它对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苏联的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意味着苏联总不可能真正地相信自己与资本主义强国的目标有一致的地方。莫斯科总是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目的是敌视苏联的,因而也就是违背它所控制的苏联人民的利益的。如果某个时候,苏联会在违背这一观念的协议上签字的话,这只不过是对付敌手的策略手段而已,苏联的做法是“买主自行当心”。苏联人声称这种对抗仍然存在。这是虚构的。由此产生了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中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躲躲闪闪、守口如瓶、欺诈蒙骗、疑心重重以及不怀好意。在可见的将来,这些现象不会消失。当然,其程度与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当苏联人有求于我们时,上述这种或那种行为会有所收敛;这种时候,总有些美国人会欣喜若狂,认为“俄国人变了”,甚至有些人竟以所谓的自己带来了这种“变化”而居功。我们切不可为策略手段所迷惑。苏联政策的这些特征以及导致其产生的观念,与苏联内部政权性质密切相关,只要苏联政权性质没有改变,我们就必然要面对着这种行为,不管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
  这意味着,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苏联仍是很难打交道的。但并不是说,苏联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以便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推翻我们的社会制度。值得庆幸的是,苏联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的理论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它并不急于实现这一目标。进步势力可以为最后决战作长期的准备。在此期间,至关重要的是,国内外的共产主义者应当热爱与捍卫“社会主义祖国”——已经取得胜利的、作为社会主义力量中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促进她的繁荣,困扰与消灭她的敌人。在国外推行未成熟的、“冒险的”革命计划,会使莫斯科处境难堪,因此被视为“决不能原谅”甚至是“反革命”的行动。莫斯科所定义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支持和发展苏联的力量。
  我们再来看苏联的第二个观念,即克里姆林宫是一贯正确的。在苏联权力思想中,不允许存在除党之外的独立组织,因此就必须在理论上把党的领导作为真理的唯一源泉。如果其他地方亦有真理的话,那就应允许其他组织存在与自由表达其意志,这是克里姆林宫不能也决不会允许的。
  因此党的领导总是正确的,甚至自从1929年斯大林通过宣布政治局一致原则从而正式确立他的个人权力以来,亦是如此。
  由于党一贯正确,因而便有党的铁的纪律。事实上,两者是互为依据的。建立严格的纪律需要承认党的一贯正确,党的一贯正确要求遵守纪律。两者一起决定了整个苏联政权机器的行为。如果不考虑第三个因素,还不足以理解这两者的作用,即党为了策略上的考虑,可以在任何时候随心所欲地提出某种理论,如果它被认为有益于其事业的话,并且要求全体党员忠实地、无条件地接受这种理论。这就是说,真理不是永恒的,它实际上可以由苏联领导人自己根据需要与目的创造出来。真理可以每周不同、月月有异,它不是绝对的、不可变更的——非产生于客观现实。这仅仅是某些人当时智慧的表白,因为他们代表着历史的规律。这些因素造成了苏联政权机器的目标是僵硬与固执的。这种目标可由克里姆林宫随意改变,而其他国家则无法做到这一点。一旦在某个特定的问题上制定了党的路线,整个苏联政府机构包括外交机关,就像上满发条的玩具汽车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直至遇到不可抗拒的力量才停下来。组成这个政权机器的个人,不为外来的论点与理由所打动。他们受到的全部教育就是教导他们不信任与怀疑外部世界。就像留声机前的白狗,他们只听“主人的声音”。只有主人才能改变他们的目标。因此,外国使节不可企望他的话会对苏联领导有所影响。他们至多能希望的是自己的话会被传给苏联最高领导阶层,只有他们才能改变党的路线。但是,这些人不可能会为资产阶级代表通常的逻辑所动摇。由于目标不同,思维方式亦不可能一致。因此,事实比言辞对克里姆林宫更有说服力,只有以无可辨驳的事实作后盾的言辞,俄国人才听得进。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意识形态并没要求他们急于实现目标。和教会一样,他们只经营意识形态概念(具有长远意义),可以耐心等待目标的实现。他们决不会为了虚幻的未来而冒丧失目前所得的风险。列宁本人就教导说,追求共产主义目标既要谨慎又要灵活。这种告诫由于俄国历史上的教训更显重要:在毫无防御的广阔平原上与游牧民族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混战,谨慎、考虑周全、灵活与欺诈是非常有用的品质;这些品质为俄罗斯和东方民族所崇尚。因此,俄国人并不因为在比自己更强大的敌手面前退却而觉得丢面子。由于没有一个达到目的的确定时间,他们不会为进行必要的退却而不安。俄国的政治行为就像一条不停流动的溪流,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它主要关心的是灌满世界权力盆地中可以达到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如果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它会达观地接受并适应这一现实。重要的是永远朝着一个最终的目标前进。在苏联哲学中,并无一定要在一个确定时间内实现目标的思想。
  因此,对付苏联外交比对付诸如拿破仑和希特勒等极富侵略性的首脑人物的外交既容易又困难。一方面,他们对敌手的力量更敏感,当觉得对方力量太强大时,更愿意在外交上作出让步,因此在权力逻辑与语言上更有理智。另一方面,敌方的一次胜利并不能击败他们或使他们丧失信心。由于它坚定固执,对付俄国不能靠偶而采取的、反映民主世界公众舆论某个时候要求的行动,而要执行明智的、具有远见的政策——它在目标坚定、执行中方式多样与灵活应变上都不比苏联的政策逊色。
  在这种情形下,很清楚,美国对苏政策最主要方面就是长期的、耐心但坚定和保持警惕的对俄国扩张倾向的遏制。应当指出,这种政策与装腔作势是不相容的,它并不等于威胁、恫吓或摆出“强硬”的姿态。虽然说克里姆林宫对政治现实的反应基本上是灵活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它会不顾自己的声誉。跟几乎所有其它政府一样,苏联政权不会在笨拙的恫吓行为面前退缩。俄国领导人很了解人类的心理,他们知道大发脾气和丧失自控决非政治活动中力量的源泉。他们会极力利用敌方这种弱点。因此,为了有效地与俄国打交道,外国政府绝对必要在任何时候保持冷静与镇定,要以不易损害其威望的方式向俄国提出要求。
  Ⅲ
  根据上面的分析,很清楚,苏联对西方世界自由制度的压力,可以通过在一系列变化着的地理与政治点上,随着俄国政策和手法的变化,灵活、保持警惕地使用反抗力量而被遏制,不能以魔力或劝说使之消失。俄国人期望万古长存,并且看到自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应当记住,曾经有一个时期,共产党在俄国国内比苏联今天在世界更缺乏代表性。
  如果说意识形态使俄国统治者认为真理在他们一边,他们可以耐心等待最终的胜利,那么我们则不受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可以自由地、客观地判断这一论点是否站得住脚。苏联这一理论意味着它不仅完全不允许西方对其经济命脉的控制,而且设想俄国在很长时间能保持团结、纪律和坚韧不拔。把这种假定变为现实,如果西方以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对苏联政权遏制10一15年,这对俄国将意味着什么呢?
  苏联领导人利用现代技术给专制带来的便利,使得人民在其政权下服服贴贴。很少有人对他们的权威进行挑战,就是有也都在国家镇压机关面前败下阵来。
  克里姆林宫亦证明自己能不顾居民的利益,在俄国建立起重工业基础,虽然这一过程尚未完成,但是它仍在继续发展中,并且日益接近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所有这些,不管是维持国内政治安全还是建立重工业,都是以人民生活受压抑、期望未实现、精力被耗费为代价的。它要求使用强迫劳动,其规模与程度在和平时期的现代社会是空前的。它造成忽视和损害苏联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农业、消费品生产、住房建设与交通运输。
  此外,战争又使得财产损失巨大、人员伤亡惨重和民众疲惫不堪。所有这些,使得今天的苏联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极为疲乏。人民群众感到失望并且不再轻信上当,如果说苏联政权在国外还有一些吸引力的话,那么它的国内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具有魅力了。在战时为了策略方面的原因而给予宗教的苟延残喘的机会被人民以极大的热情紧紧抓住了。这一事实雄辨地证明了人民对这个政权的目标没有表现出多少信仰和献身的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肉体与精神力量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是最残酷的独裁政府也无法驱使他们。强制劳动营地和其他强制机关以临时性的条件强迫人民工作,劳动时间超过了劳动者意愿与单纯的经济压力所允许的范围;即使他们能幸免于难,那时他们也已衰老了,成了独裁的牺牲品。在上面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们最主要的力量都未能用于造福社会和为国家服务。
  希望只有在年轻一代的身上。青年一代尽管历尽磨难,但是他们数量众、有活力;况且俄国民族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民族。不过还有待于观察儿童时代苏联独裁政权施加的并随战争增长的精神压力,于他们成年时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除了最边远地带的农场与村庄,诸如家园安全与和平的观念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至今尚不清楚,这是否对现在正在走向成熟的新的一代的全面能力产生影响。
  另外,苏联经济虽取得了某些惊人的发展,但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缺陷的。说“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俄国共产党人,当想想自己的国民经济状况时,应该觉得脸红。苏联经济的某些部门如冶金和机器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大大超过其他部门。当它还没有称得上公路网的东西仅有一个原始的铁路网时,就竟然想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之一。他们虽然已做了不少工作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教很原始的农民一些机器操作常识,但是整个苏联经济严重管理不善,建设投资急、质量次,折旧费必须很大,在广大的经济部门,尚未把西方熟练工人具有的生产观念与技术自尊运用于生产中。
  很难相信,这些弊端可能为一个疲惫的、士气低落的人民在短期内所克服,他们在恐惧和压力的阴影下生活。只要这些弊端未被克服,俄国就将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脆弱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虚弱的国家,它有能力出口它的热情和发出那种奇怪的政治魅力,但是不能维持那些靠真正的物质力量和繁荣的产品的出口。
  同时,苏联政治生活也极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是由于权力从一个人或集团转移到另一个人或集团而形成的。
  这主要是斯大林个人地位问题。我们应当知道,斯大林代替列宁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仅仅是苏联第一次个人权威的转移。这一转移花了12年时间才巩固下来。它使得上百万人丧生,从根本上冲击了这个国家。其影响达及整个国际革命运动,极不利于克里姆林宫自己。有可能下一次最高权力转移会是静悄悄的、不惹人注目的,不会引起其它地区的反响。但是用列宁的话来说,这很可能促成从“巧妙的欺诈”到“野蛮的暴力”的迅速转变,这是俄国历史的特点,它将从根本上动摇苏联政权的基础。
  但这不仅仅是斯大林本人的问题。自从1938年以来,苏联政权高级领导阶层中,政治生活就有着危险的死气沉沉的局面。理论上说,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至少每三年开一次会。然而,从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块整整八年没开会了。在此期间,党员数量增加了一倍。战争中大量的党员丧生;今天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在上次党代会以后被吸收的。而同时,在民族经历了剧烈的变动后,仍然是原来一小批人踞于最高地位。确实,有某些原因使战争给西方每个大国的政府带来了根本的政治变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基本上存在于费解的苏联政治生活中,但是,这些原因在俄国尚未得到承认。
  即使在像共产党这样具有高度纪律的组织里,大批只是最近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党员群众与终身踞于最高领导地位的小集团之间在年龄、观点和利益上的差异也势必扩大,大部分党员群众从未见过这些最高领导人,从未与他们谈过话,也不可能与他们有密切的政治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肯定党的领导新老交替(其发生只是时间问题)能够顺利地、和平地进行,或者竞争对手们不会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寻求这些尚未成熟的、缺乏经验的群众的支持?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将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因为一般说来全体党员历来习惯于铁的纪律与服从而不适应妥协与和解。如果团结遭破坏从而使党瘫痪,俄国社会将会出现难以描述的混乱和虚弱。因为我们知道,苏联政权只是装着一群乌合之众的容器外壳而已。在俄国根本没有地方政府这类东西。目前这一代的俄国人从不知道自发的集体行为。假如出现一些情况,破坏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与效率,那么苏联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由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变为一个最弱的、最可怜的国家之一。
  因此,苏联政权的未来根本不会像克里姆林宫主义所幻想的那么安全。他们表明自己能够保持政权。他们能否平静地、顺利地完成政权的新老交替,尚有待证明。同时,国内政权的淫威和国际生活的动荡己经严重地挫伤了该政权赖以依靠的伟大的人民,使他们丧失了希望。十分令人惊奇的是,今天,苏联政权的意识形态力量在俄国境外即在它的警察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外,其影响更大。这种现象使人想起托马斯·曼在他的著名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④中所用的一个比喻。托马斯·曼认为,人类组织在其内部已经严重衰败时,往往外表上显得十分强盛,他把处于极盛时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作一颗向地球发着最亮的光但事实上早已不存在的星体之一。谁敢否认,克里姆林宫洒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满的人民的强光不是事实上行将消失的星座的余辉?既不能证明是这样,也不能证明不是这样。但是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性(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即苏联政权,正像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包含着衰败的种子,这个种子已经萌芽滋长。
  Ⅳ
  显然,美国不可指望在可见的将来与苏联政权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政治舞台上,应继续将苏联当作竞争对手而非伙伴。苏联今后不可能真心热爱和平与稳定、不相信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可以长期地、友好地共处,而是谨慎地、不懈地施加压力,削弱与瓦解所有竞争对手的影响与力量。
  然而,俄国虽然总的说来是敌视西方的,但是至今它仍是相对弱的国家,它的政策很灵活,苏联社会包含着衰败的种子。这就要求美国对坚定的遏制政策充满信心,在俄国人露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迹象的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更改的反击力量。
  但是实际上,美国的政策并不是纯粹的维持现状以及守株待兔。美国安全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俄国内部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俄国政策主要依此而制定)。这不单单指在苏联及其它地方搞些情报活动,尽管这也很重要。最主要的是,美国要在世界民众中树立这样一个印象:目标明确、能够成功地解决国内生活中的问题、可以承担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和在目前几个主要的意识形态潮流面前保持自己的信念。倘若做到这一点,俄国共产主义目标就如堂吉柯德想法无望实现,莫斯科追随者们的希望与热情必逐渐减退,将给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增加新的困难。因为资本主义必然衰亡的神话是共产主义哲学的基石。甚至二战以后,美国并未经历红场乌鸦们所预言的一场衰退,这一事实就将引起共产主义世界强大的、深远的反响。
  同样地,如果美国表现出优柔寡断、纷争不和以及内部分裂的迹象,这也将极大地鼓舞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上述任何一种倾向出现的话,共产主义世界将大受鼓舞、兴高采烈;莫斯科会显得得意洋洋;莫斯科在国外的支持者将增加;以及大大加强莫斯科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说美国单独就能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并很快使苏联政权在俄国垮台,这是夸大其词的。但是美国确实能够对苏联的政策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克姆林宫的行为要比近年所为更加温和与明智,从而最后导致俄国政权的垮台或逐渐软化。因为,任何神秘的救世运动—特别是克里姆林宫的救世运动—如果不使自己适应于事态发展的逻辑,就必然遇到挫败。
  因此,决定权很大程度上落在美国的身上。苏美关系从本质上是对作为世界民族之一的美国的价值之考验。为了避免毁灭,美国只需达到其民族之最好传统,并证明值得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而生存下去。
  确实,没有比这样对民族素质的考验更公平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头脑的苏美关系观察家没有理由埋怨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他应当感谢上帝,上帝使美国人民受到这种无法改变的挑战,从而使美国全民族的安全依赖于他们的团结及接受历史要求他们负有的道义和政治领导的责任。

  注释:
  ①列宁:《论欧洲联邦的口号》,1915年8月,《列宁全集》中译本第21卷第321页,1959年人民出版社。
  ②爱德华·吉本,1737一1794,英国历史学家。——译注。
  ③本文之“社会主义”指马克思主义者或列宁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不是第二国际的自由社会主义。——原注。
  ④托马斯·曼,1875—1955,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德国小说家,1929获诺贝尔文学奖,1944年加入美国国籍。1900年他因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问世而一举成名。这部小说描写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三代人和他们商号的兴衰史。——译注。
发布时间:2019年05月13日 来源时间:2019年05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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