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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中美贸易战,是一场冰冻和平之战

作者:潘维   来源:观察者网  已有 318人浏览 放大  缩小
  在21世纪第一个二十年行将结束时,国际关系呈现出美中严重对峙的新局面。如何理解美中对峙,理解这个新的世界大局?
  用历史的眼光看现在,是理解现在的普遍和有效办法。但历史眼光有方法论问题,历史不重复,太阳下每天都发生新鲜事。21世纪的国际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理论为理解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大多数概念,援引各种现成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办法。尽管社科理论对未来的预见力并无根据,但理论翻新,为新事提供包含旧事的新解,能促进知识进步。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什么,有什么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战争与和平;能解释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破解战争与和平的密码藏在国际“结构”里。国际结构即大国相对实力的状态。主要大国间相对实力的变迁塑造结构变迁,结构变迁塑造战争与和平。
  现实主义理论把自己溯源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修昔底德。书成时,2400年前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还正在进行。该书主要叙述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的利益冲突,但其中有句近乎常识的判断: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现实主义理论之源就是这一句话。
  在抵抗波斯侵略希腊的战争中,雅典一举上升为主力。骄傲的雅典在战后大力对外扩张,压迫其他城邦缴纳保护费。由于斯巴达强大,与雅典一样是希腊城邦效法的典范,所以是雅典扩张的障碍,雅典采取了敌视斯巴达的政策。修昔底德不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双方都是输家,出兵帮助斯巴达、给雅典最后一击的波斯也是输家;赢家是半岛北方名不见经传的“马其顿”。
  实力对比变化的“结构”能解释“误判”?雅典能否与斯巴达合作,让两匹马共同拉动希腊城邦世界?因“恐惧”而发动战争的斯巴达一定要恐惧、必须发动战争?
  国际结构的变迁取决于国内状况。外部压力可能促使国家衰弱,也可能促进国家强大;缺乏外部压力的效果也一样。核武器本身不是结构,却塑造“结构”。核武器是否改变了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甚至改变了战争与和平的定义?
  国际关系理论不只有“结构现实主义”。但“其他”理论大体属于唯心的“理想主义”,不强调物质实力,也不强调战争,主要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达70多年的和平。有的理论强调“观念”塑造国家利益,强调“观念”实力的分布,演变成今天的“软实力”概念及“讲好中国故事”;有的强调以“自由市场观念”为基石的“国际机制”导致和平;有的强调全球经济分工导致合作与和平;还有的强调“政治文化”,即各国不同政体及文化传承导致战争与和平,如中华文化偏好和平、美国文化偏好战争,自由民主制导致和平、其他制度导致战争。还有强调性别的,称女性领导外交国防导致和平,男性导致战争。
  然而,迄今为止,各大国都注重物质实力对比和更先进的武器,关注核武器及其扩散,关注影响实力对比的结盟交友。地缘政治研究显然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功。
  翻新现有的理论,有助于理解美中对峙的国际新态势。
  一、不变的国家:国际关系的主体
  自美中对峙开始,以往半个世纪里被津津乐道,几乎被提升为“国际体系单元”的跨国公司、国际NGO、官方和非官方的国际组织,全都黯然失色。国家(nation,加“民族”二字,译作“民族国家”,是蛇足),特别是大国、超级大国,还是组成国际关系的主体,中小国家是大国结盟交友的对象,这个判断已经熬过了半个世纪的挑战。
  与21世纪之前相比,国家有什么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变成了“大国”甚至“超级大国”间的事。传统的欧洲列强和亚洲的日本变成了“中等国家”。春秋末的吴越争霸曾震动中原。但仅半个世纪后,起初有数百成千城邦/国家的“春秋”时代就被仅有7大国的“战国”时代终结。吞并了吴国的越国被楚国吞并,什么“震动”都没有。
  土耳其的摇摆,南亚的印巴对峙,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在中东的对抗,并非文明的冲突,而是域外大国地缘政策的结果。
  现实主义强调地缘政治,即强调地理条件的结盟交友政治,以改变大国间的实力对比。然而,从根本上说,是大国间相对实力的增减塑造了结盟交友状态的变化。
  若形不成统一的对外政策,区域经济共同体无力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这些区域经济共同体有大有小,大中套小。其内部关系各自不同,有的紧密、有的松散,不过这些仅能反映经济联系的松散或紧密,无力形成稳定的、统一对外政策。
  因为协调对外政策,东盟引人瞩目。但在大国对峙的撕扯下,东盟对外政策协调很有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种经济共同体没有明显进步,因为被各种外部势力任意撕扯。南美洲的经济共同体能否进步到欧盟的程度?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以及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均衡性,如人均GDP都在1万美元上下,似乎意味着统一对外政策的巨大潜力和希望。但南美洲与美国近在咫尺,很难办成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事。
  欧盟是另类。那个超国家的奇特结构远远超出了“经济共同体”范畴,经常制定统一的对外政策,成为当今国际关系里举足轻重的一方,难以预料的因素不定哪天就刺激出一个近5亿人口的“欧罗巴合众国”。然而,正如比利时的政治被荷兰语区和法语区撕裂,布鲁塞尔的权力不在布鲁塞尔。不仅柏林和巴黎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致性不太稳定,欧盟内部东西南北的各方势力比日耳曼和拉丁的“两分”复杂得多。
  而且,面对强大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欧盟,并无统一的军事力量,要依赖美国保护。若非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登陆欧洲,西欧会被战胜德国的苏联吞并。诺曼底登陆与其说是给了法西斯德国最后一击,不如说是美国拒止了苏联西进。欧洲民众感激美国保护了其自由生活。
  为什么“民族斗争高于阶级斗争”?就促进文明演进而言,人类群体间的生存竞争远比群体内成员间的竞争更重要。原本游荡的狩猎采集部落聚合为定居的城邦,城邦聚合为国家,国家聚合成大国,几乎就是人类文明史的全部。
  超级大国可以被击败,却难以被消灭,重新崛起的希望比中小国大得多。成为超级大国有四大条件:广土、众民、先进强大的军队,第二次核打击力量。俄罗斯有广土,却缺乏相应的众民;印度和日本有众民、却缺乏相应的广土;巴西有广土众民却缺乏强大和先进的军队,也没有核武器。
  二、新兴力量:核武器与长期和平
  在21世纪,长期和平是可以预见的。由于本国战争力量不可靠,所有“旧”文明都从长期和平中看到了“复兴”希望,并努力追求复兴。长期和平就是复兴的“战略机遇期”。不仅中国想“伟大复兴”,还有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印度、俄罗斯、欧盟。自二战后赢得了绝大多数“战役”却从未赢得过“战争”,世界霸主美国也要从世界各地收缩,从而“再次伟大”。
  强盛的阿拉伯帝国曾持续了500年,但那帝国800年前就灭亡了。缺少强大国家为依托,阿拉伯人复兴的希望最渺茫,土耳其和伊朗的情况也类似。而行将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印度则满怀希望。在复兴大潮里,中国潜力最大,广袤国土上有占世界1/5的人口,加上1万美元的人均GDP,加上先进强大的军队,再加第二次核打击力量,中国的崛起正在迅速改变国际结构。
  结构变化会导致战争?雅典的迅速崛起会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结构迅速变化还是敌意和恐惧导致战争?这些也许不再重要。关键在于,什么导致了长达70多年的世界和平?
  “第二次核打击力量”指的是在遭受饱和的核攻击后,依然拥有彻底摧毁对方的核报复能力,即让双方同归于尽的能力。
  由于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冷战”中出现了“核威慑”理论。这个理论的逻辑分三段:
  1. 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确保双方相互摧毁,同归于尽,战争从此不再有胜负;
  2. 为胜负而进行的常规战争会“升级”,越接近失败就越接近于使用核武器;
  3. 一旦使用核武器,核威慑失效,人类末日就降临。
  换言之,核武器仅能用于(心理)“威慑”,是“绝对武器”,不是“常规”武器,不是“可使用”的武器。
  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是保障大国间不发生战争的绝对力量,从而维护了世界的长期和平。有核国家集体承诺对无核国家不使用核武器。也就是说,非核国家大多处在核保护伞下。
  由于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和平是可以预期的。于是,极的数量,即“单极、两极、多极”,同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即大国间发生战争的概率,没关系。当沃尔兹的“结构”与战争无关,就与和平也无关,没有战争也就无所谓和平。
  然而,有三个现象令人困惑。
  第一,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为什么双方都没有“足够”的概念,各自积累了多达两万个核弹头?
  第二,明知常规战争有“升级”到核战争的可能,也就是“战败/战胜”已经不可能,为什么超级大国迄今还在激化针对彼此的常规武器竞赛?
  第三,美国明明懂得常规战争有“升级”可能,为什么还在不断公开谈论制造和使用“战术核武器”,也就是“能使用”的核武器?“核威慑”理论发明于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学术发达,对核威慑的理论研究最深入,为什么反而是美国在挑战核威慑理论?
  第一,核威慑的本质是心理战。世上从未有过核国家对核国家的战争,核威慑理论未经现实检验,使用核武器和行使核报复有不确定性。如此,囤积比对方更多的核弹头,为的是向对方不断昭示核报复的决心,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和赌博心理。
  第二,“打赢”了冷战,美国再无平衡其军事实力的对手,赌博心理大幅增强。美国因常规军力优势而偏好“战争边缘政策”,本意是使对方因承受不住心理压力而投降。但心理压力是双方的,战争边缘政策可能失控,导致战争。一旦有大国卷入,常规战争会升级,有升级到核战争的不确定性。
  核威慑是心理战。据说,在苏联对华使用核武器的压力下,毛泽东曾向美苏双方公开自己的战略:若苏联核打击中国,尽管中国核弹头数量少,运载工具飞行距离有限,但会全部扔到亚洲的美军头上,打破美苏核平衡,并让中国人迅速移居广袤的西伯利亚。核威慑崩溃的前景不确定,但这种不确定就是确定。
  核威慑理论系着全人类的生存,“潘多拉的盒子”绝对不能被打开。核威慑理论未经实践检验,却不可检验,不能失效。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国家必须遭到所有核国家至少“对等”的核报复。这种共识不难形成。
  核武器的“不可使用性”,能解释核大国间常规武器竞赛的不断升级。然而,因为中国的克制,美国打击中国的军事威胁貌似占了上风,却极其危险。中国一贯在“忍无可忍”之后才“后发制人”,追求一击制胜,绝地反击没有升级的阶梯。
  而今常规武器竞赛进入了太空、进入了网络世界、进入了数字般精准的对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的廉价打击。而且,高爆弹药运载工具的飞行速度达音速的5倍甚至10倍,防不胜防。然而,在数字技术门槛不断降低的时代,打击技术的垄断期限越来越短。无论军事打击伊朗还是朝鲜,美国的胜利都不是确定的,美国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个现实了。
  用“网军”进攻他国的“超限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化学武器一样,会反噬自身,美国早晚也会理解这个逻辑。
  换言之,由于存在“绝对武器”,长期的世界和平可以预期。然而,这世界真的不再有战争与和平问题了?
  三、战争的新定义:冰冻的和平
  传统战争的目标是摧毁对手的军事力量,间接摧毁支撑其军事实力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实力。若不可能摧毁对手的军事实力,是否可能直接摧毁对手的经济力量?
  热战是政治的最极端手段。20世纪后半期,美苏间采取除热战之外的一切政治手段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美苏“冷战”是21世纪新型战争的前奏,但其目标还是传统的,即摧毁对手的军事力量,导致对方崩溃、投降。
  用非热战的种种政治手段摧毁对手的经济力量,显然也是战争。经济是靠交往获利成长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新型战争的基本形式是用政治手段切断对手的国际交往,封堵与对方的交流,诸如商品、人员、技术、通讯、金融,等等。
  这手段似乎不新鲜,“经济制裁”是老套路。然而,在传统战争中经济制裁是辅助手段,在新型战争中是主要手段。经济制裁原是大国对付中小国家的办法,在新型战争中则针对超级大国。
  新型战争发生在超级大国间,在全球供需链上的其他国家鲜少能独善其身,所以也是新型的世界大战。
  在这新型战争中,美国进攻,中国防守。美国发动了闪电战般的“脱钩”突袭,中国乃至全世界陷入恐慌。
  在21世纪,战争与和平融为一体,战争与和平可以有新的定义。冷战争就是冷和平,冷和平就是冷战争,战争的烈度用相互交往关系的冰冷程度衡量。冰冻和平(freezing peace)就是在进行战争。冰冻的和平(frozen peace)是战争的最高点。交往增多就是缓和;缓和到正常温度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和平。
  若美国认定中国经济实力来自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挂钩”,用政治手段强行“脱钩”就可能使中国经济衰败。若美国认定中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来自中国“官民一体”的经济结构,以“脱钩”压迫中国自行拆掉这结构也可能使中国经济衰败。
  自“常平仓”以来,特别是“盐铁官营”以来,官民一体的中国经济结构已有两千七百年历史。这个经济结构是中华“大一统”的前提,而今在国际上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
  美国发动战争的目标是摧毁中国经济实力。“贸易不公平、偷窃技术产权”之类的外衣终将被剥掉,真实目标是中国“经济结构”,手段是与中国全面“脱钩”。脱钩是大棒,不得不暂时维持的挂钩是胡萝卜。寄希望于中国内部的“内应”,美国诱使及迫使中国拆掉自己经济结构的攻防战将越来越激烈。
  在供需全球化的时代,发动针对世界第一大生产和市场国的世界大战,看上去不仅疯狂,而且荒谬。尽管现在不可能预言结果,但从逻辑上看,美国处于“失道寡助”的境地。切断中国与世界经济交往的努力,甚至可能演变成美国的自我封锁,所以眼下几乎没人认为美国能取得这场新型世界大战的胜利。
  然而,脱钩战在我们眼前发生了,攻方控制着主动权和节奏,正产生经济、政治、社会的严重后果。而且,与西方社会经济隔绝的苏联也是超级大国,确实在“冷战”中崩溃了。苏联当权者认为,美国对苏联的要求与苏联全面进步的必然方向“相向而行”。期待“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选择了“自杀”。
  最好的前景是多数国家,包括其他大国,选择中立,与双方保持经济交往。最坏的前景是中美完全脱钩,中国被迫建设独立于美国的产业链,并开拓国内外新市场。在未成现实之前,我们不可能猜得到两个或若干个独立产业链共存是怎样的状况。就已知条件而言,中国产业链的成本远低于美国,还在欠发达国家中持续摊薄。而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产业链竞争力取决于成本。
  资本肯定是逐利的。避免最坏前景,我们本应寄望于“资本没有祖国”。但在战争条件下,资本有祖国,遵守本国法律。
  为避免“冷冻的和平”融化,美国进行“长臂管辖”,不许包含美国公司技术成分的中国产品销往国外。然而,“长臂”的耐久力很可疑。丧失了中国市场,美国技术公司靠什么生存?
  四、旧理论:中美发生对峙的原因
  中美对峙本会发生在21世纪初,突发的9.11事件把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反恐”。由于越反越恐,中美对峙被拖延了近二十年,其间中国经济实力大幅增加。美中冲突若在21世纪初发生就不会如此激烈,目标也未必是遏制中国经济。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对峙?
  对峙发生时,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美国经济持续上升,甚至有过热的疑虑,但此时双方经济状况与美中关系基本无关。
  双方的经济状况在贸易战一年半以后的现在开始显现不同:美国的战争威胁在中国引发了资本恐慌和外流;而收入持续上升的美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价格的微涨却没什么感觉。真正脱钩后会怎样,我们很难假设。
  很少有人相信美中对峙源自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差异,但双方都有人声称:美国“容许”与中国加深经济交往旨在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使之向西方政治体制方向演化。当这个目标遭到明显失败,美国就发动了绝交战。
  加深经济交往为的是改变对方政治体制?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关系密切,显然不是因为沙特会把自己的政治体制改成美国体制。俄罗斯今天的政治体制显然比苏联时代更接近美国体制,但美俄关系依旧冷淡甚至紧张。
  资本不是传教士,中国经济起飞是中国劳动者用血汗换来的。1989年后,美国的“制裁”仅勉强支撑了两年,1992年中国GDP增长率高达17%以上。资本不可能拒绝参与高速增长的经济,不会拒绝中国人勒紧裤腰带建起来的先进基础设施,更不会拒绝非常廉价、勤劳、聪明的“民工”以及没日没夜的加班文化。资本偏好稳定的开放政策和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2001年中国加入WTO不是美国的恩惠,不是因为美国要改变中国体制,而是中国做了大量让步,给了国际资本发挥本性的巨大空间。
  在美国花掉三、四万亿美元的“反恐战争”中,华尔街的资本热烈欢呼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的“民工”还上了《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美国金融海啸把纽约股市的道琼斯指数从1万多点砸到了几千点,然后又大翻转,狂飙猛进,升到2万多点,金融资本大赚特赚。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平坦,有发明创造的沃土和极为充裕的廉价农产品,加上自产并操纵国际货币,美国人民过着优越生活,有足够的资格赞美或讥讽中国的“血汗工厂”和“世界烟囱”。
  可就在最近十年里,中国抛弃“世界工厂”和“世界烟囱”称号的速度与获得这称号的速度几乎一样快。中国产业升级,开始进入高附加值和高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开展竞争。华为公司拥有的5G技术专利让人隐约看到美国高科技垄断崩溃的前景。
  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就呼吁制造业回归美国,至少是高科技制造业回归。但“工厂”已经远离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哪怕在微芯片领域,美国也长于设计,短于制造。靠发明创造,靠操控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美国赚容易钱、赚大钱。拥有高达6万美元以上的人均GDP,比西欧和日本高出2万美元,美国真能复兴制造业?
  与中国在商品市场竞争中落败的前景,特别是在美国赖以为生的高科技领域落败的前景,使美国恐惧,促使美国发动了断绝与中国经济社会往来的绝交之战。
  美国称中国为“修正主义国家”,指的是中国正在获得“不服从领导的能力”,从而“修正”国际关系结构。至于现行的、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中国要维护,美国要“修正”。
  美国有些当权者希望,西方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以“十字军”的精神结成“神圣同盟”,削弱中国“修正”国际结构的能力,维护大航海以来持续了四百年的“西方”全球优势。然而,这世界并没有“西方”优势,只有“国家”优势。美国的优势不等于英国的优势,英国的优势也并不等于西班牙、法国、德国的优势。
  中国的“复兴梦”与美国“继续伟大”的霸主梦不兼容。说中国快速崛起引发国际关系结构变化,引发美国恐惧,引发战争,不就是从修昔底德到沃尔兹的论断?
  五、理论翻新:重新理解中美对峙
  旧理论需要翻新,有两大原因。
  第一,美中和平可以被冰冻,但同样被冰冻的还有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豢养的“旋转门”官员需要以谈论“战争”、谈论“战胜”来支撑国会的军费拨款。但无论他们“谈论”什么,都无力发动传统“热战”,至多能冰冻和平。
  第二,中国并没有称霸世界的能力,当然也没有意愿。中国是个“贸易国家”,是经济动物,不可能成为世界的政治和军事领袖。直到19世纪初欧洲开始工业化,中国人口是世界的三分之一,经济体量也占世界三分之一,却在政治和军事上没什么影响力。而今,中国的出生率比日本还低,面临每80年人口减半、一个半世纪后成为人口中等规模国家的窘境。
  称霸世界的必要能力包括以下三种:经、剑、文字。
  不擅长创造“经”,就缺乏对其他国家人民的精神感召力。中国无力提供关于人类“未来后世”的精神支柱,比如“圣经”和“可兰经”,比如“自由民主”和“共产党宣言”。长期的小型自耕农历史塑造了世俗的实用主义,中国的“精神生活”强调现世而非来世。
  中国的经济实力能支撑强大军事力量,但中国拥有远超其他国家军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缺乏随时随地使用军事力量的意志。持续两千多年修筑长城,进行昂贵的被动防御,体现宁愿花钱保平安不愿出击的悠久传统,只有强敌入侵才能激发出中国的尚武精神。
  简化通约的字母文字是沟通全世界的基本渠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文字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极难沟通,所以有“华不治夷”的中国祖训。象形文字在中国没有衰落迹象,但也绝无成为世界语言的可能。中国的国际化非但没能让汉字普及,英文反而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会议上成为工作语言。中国或能普及双语,但那是遥远的未来。
  换言之,仅凭经济实力,中国远不足以当世界领袖。出于“误判”,出于对“结构”的迷信,美国对中国发动了攻击。
  如同印度的复兴,中国的复兴不值得美国恐惧。那不意味着战争,不过是交易发达,多种文明交融,倡导不对彼此使用武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位于欧亚大陆边缘的中国崛起,是“世界文明”诞生的前奏。
  中国有了“不服从领导”的能力,确实能削弱美国的世界霸权。但美国不需要、也不可能长久维持世界霸权。一旦和平被冰冻,美国和中国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会在新型战争的寒风中衰退。而且,世界其他大国没有维护美国霸权的重大利益。美国的胁迫可能一时奏效,但持续力非常可疑。美国缺乏必要的实力去给其他大国提供围堵中国的利益。胁迫他国组成针对中国的“神圣同盟”,将让美国难以进行“战略收缩”,甚至可能再次“对外过度扩张”。换言之,向双头或多头共治的世界和平转移,明显对美国更有利。
  误判是国际关系行为的常态,恒定需要花代价予以修正。
  尽管复兴之梦的“战略机遇期”将继续诱惑一切有梦之国,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两大显着的变化。
  第一,冰冻和平之战,要求修正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定义,也要求修正对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认识。冰冻和平以摧毁对方经济为目标,在供需全球化条件下用各种政治手段与对方全面脱钩。但脱钩及摧毁对方经济难在短期内完成,所以冰冻和平对双方而言都是持久战。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前车之鉴。
  第二,因“误判”发生美中对峙,要求修正对“结构”的认识。常规战争越来越困难,“不服从领导”的能力越来越普遍,绝非中国独有。中国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否则也不会招致美国主动发起猛烈进攻。那么,是结构变迁导致“误判”,还是“误判”导致结构变迁?什么终结了旧时代?第二次核打击技术,苏联崩溃导致开放世界还是中国崛起?无论如何,关于实力分布“结构”的认识已有粗糙之嫌了。
  新的重大事件是知识进步的契机。沃尔兹的“结构”属于20世纪及以前。尽管今天我们无法预料冰冻和平的结果,美中对峙标志“单极”时代终结,“极”的时代结束,在“无极”的新世界里,唯一能确定的事就是不确定。
发布时间:2019年08月01日 来源时间:2019年0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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